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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花》（百花文藝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的後記中，曾這樣談及我的“報告文學觀”。

我寫人物傳記，有作如是觀。中國乃泱泱大國，人物如林。可以說，任何一個國家的傳記文學作者的馳騁天地，都不及中國遼闊。自太史公始，中國的傳記文學有著悠久、優秀的傳統。如今，除了“奉命立傳”之外，傳記作者有著充分的自由選擇傳主。我的選擇傳主原則，大凡有二：

第一，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

第二，無人涉足。

“知名度高”表明傳主是眾所關注的：“透明度差”，則表明讀者欲知而未知。誠如我那本報告文學的書名那樣——“霧中的花”。

至於“無人涉足”，因為我不喜歡去“軋鬧猛”，也不喜歡別人嚼過的饃。何必呢，去跟人家爭題材，或去寫人家早已寫過的人物。盡力避免重複勞動；何況，中國值得立傳的人物成千上萬。

基於以上原則，所以我寫傅雷，寫傅聰，寫馬思聰，寫殷承宗，寫戴厚英，寫羅隆基，寫王造時，寫陶勇，寫常溪萍，寫彭加木……也正因為這樣，我寫了長篇文學傳記《姚文元傳》。

一般來說，無人問津的“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的人物，大都有點棘手。這些人物常常處於禁區之中，或屬“敏感人物”。我倒覺得，惟其棘手，惟其敏感，才有寫頭。得之不易，倍感珍貴。

傳記文學是歷史和文學的交叉。尊重史實是傳記文學的鐵的原則。真即真，假即假，善即善，惡即惡，美即美，醜即醜。這種寫作，如同戴著枷鎖跳舞，絕不可象寫小說那般浮想聯翩。這種近乎“殘酷”的創作原則，我卻能夠適應。因為我原本是自然科學統帥麾下的小兵，受過正統的自然科學訓練，懂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寫人物傳記，為了核對一件史實，有時幾乎要跑斷腿；在我看來，如同當年在光譜儀旁，為了測得一個資料，要攝譜、衝片、對譜、測黑度……事實是科學的最高法庭，也是傳記文學的生命線。

傳記文學具備史料和文學的雙重價值。其前提就是尊重史實。不然，那只是小說了。

寫人物傳記，倘若傳主健在，能夠面對你的錄音話筒滔滔不絕地回首往事，那樣的採訪是很省力的。《姚文元傳》一書的艱難，不在於寫，而在於採訪。不是“七分跑，三分寫”，幾乎成了“九分跑，一分寫”了。因為姚蓬子已死，而姚文元關在北京秦城監獄，無法面對面採訪，只有依靠“迂迴包抄”了。

當年深受“四人幫”迫害、以致被投入秘密監獄多年的葛正慧先生，給了我以很大的幫助。他指點道：“文獻是由文與獻組成的。文，即檔案，史書，是死的材料；獻，即口碑，是活的材料。你要從兩個方面著手。特別要注意‘獻’。因為‘文’總在那裡，一、二百年以後的作家要寫，也可以利用‘文’。如同姚雪垠寫《李自成》那樣。‘獻’卻要抓緊。一旦重要的當事人死了，‘獻’也就沒有了。”我聽從他的指點，從“文”、“獻”兩個方面開始採訪。

“文”，對於姚氏父子來說，包括兩大類：一是作品，因為姚氏父子皆為作家；二是檔案。

查閱作品是順手的。我把大量的時間耗費在圖書館，從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的期刊、報紙上，查閱、摘錄、複製了姚蓬子的詩、小說以及翻譯作品。特別重要的是查到了他的《脫離共產黨宣言》全文。此外，從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的報刊上查到的姚蓬子詩集《銀鈴》的廣告以及一九三五年四月《社會新聞》第十一卷三期上姚蓬子“主編《大江日報》副刊”及其長篇小說《十年間》所登廣告，都很有參考價值，併為進一步查閱提供了重要線索。我還查到老舍於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發表於重慶《新民報》上的散文《姚蓬子先生的硯石》，可以說，他把姚蓮子寫活了！此外，查閱一九八○年四月出版的《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左聯”成立五十週年紀念特輯》及夏衍《懶尋舊夢錄》，瞭解不少關於姚蓬子在“左聯”期間的活動情況。姚蓬子是潘漢年介紹入黨的，我查閱了有關潘漢年的《零落成泥香如故》等書。另外，查閱了許多文史資料選集，以求從中查出與姚蓬子有著密切關係的徐恩曾、費俠等中統特務頭子身世。

姚文元的文章，遠比姚蓬子多，查起來倒並不太費事。因為姚文元的文章，大都收入他的集子，而且我的寫作得到了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援，向我提供了姚文元的全部文章的影印件！當我提著五大卷、好幾公斤的影印件回家，象打了大勝仗似的——這下子節省了大量的逐篇查閱文章的時問。我光是把影印件讀一遍，就花費了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