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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處理各省市在追悼會上的重要講話、表態，不要怕重複。重要的都要寫進去。比如：

1、“按既定方針辦。”凡有這句話的都搞入新聞，沒有者，要有類似的話。

……

5、關於三要三不要（引者注：指一九七五年五月毛澤東批評“四人幫”時提出的“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訊息中提到的要保留，沒有的也就算了。

九月二十日

（凌晨）二時文元同志又來電話：補充一點，以後你們要多反映如何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真正貫徹到實際行動中去，化悲痛為力量，按既定方針辦，這方面的內容。

九月二十三日夜

文元同志告：

你們要銘記主席對我們的關懷、鼓舞，堅決按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九月三十日

文元同志凌晨三時電話：

三十日晚上北京市在天安門城樓舉行工農兵學商代表參加的慶祝國慶座談會。

內容主要是學習毛主席著作，繼承主席遺志，化悲痛為力量，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按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歷史的車輪畢竟無法逆轉。“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了十年，“四人幫”氣數已盡，瀕臨覆滅的時刻了。

就在十月四日，姚文元還作最後掙扎，指令《光明日報》頭版頭條刊登“梁效”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這篇文章，發出了“四人幫”最後一聲狂叫：

“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判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

“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然沒有好下場的。”

“輿論總管”一邊指令全國各報轉載這篇《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一邊又在一篇經他三次審改的更惡毒的黑文上，寫了如下“批示”：

“十月八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見報。”

可是，這一回“輿論總管”的指揮失靈了。十月八日，《人民日報》並未在頭版頭條發出那篇文章。

因為就在姚文元寫完那條“批示”不久，一副鋥亮的手銬，咔嚓一聲，套在他的手腕上。

那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天——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

尾聲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莊嚴的時刻到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公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十名主犯。

作為主犯之一，姚文元被押上了歷史的審判臺。在十名主犯之中，唯獨姚文元不忘在胸前別了一支自來水筆——他依然保持著“筆桿子”的形象。

嚴肅的法庭，偶然也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

法官審問姚文元：“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八日，王洪文到長沙，向正在那裡養病的毛主席誣告鄧小平同志。在王洪文離開北京前一天晚上，你和江青、張春橋一起，跟王洪文商量怎樣誣告鄧小平。姚文元你交代，當時說過哪些誣陷鄧小平同志的話？”

姚文元思索了一下，答道：“我說過攻擊鄧小平同志的話，我現在認識到這些話是錯了。”

這位“輿論總管”出於職業習慣，很注意咬文嚼字，特意把“誣陷”換成了“攻擊”：“誣陷”，乃捏造罪狀陷害人，自然要比“攻擊”嚴重得多。

法官又問：“姚文元，你具體交代講了哪些誣陷鄧小平同志的話？”

姚文元眨著金魚眼，欲言又止，抬起頭來問法官：“我現在可以把這些話說出來嗎？”

看著姚文元這番“秀才”本色表演，旁聽席上差一點爆發出笑聲。

他，終於罪有應得，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他，四十五歲入獄；一九九六年他刑滿時，六十五歲。

他的妻子金英仍住在上海。徵得有關部門的同意，我訪問了金英。

姚家不再住在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宿舍裡了。在上海東南方一條稍為偏僻的街道，我按地址找到一幢普普通通的居民樓。姚家住在二樓的一間。夏日的中午，二時半，我敲響了房門。

姚文元的三女兒給我開門。她是個中學生，正準備會上學。聽說我要訪問她的母親，便帶我走過小小的灶間，步入臥室。灶間裡放著一大碗燒熟的梭子蟹。

聽見敲門聲之後，金英剛從午睡中醒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