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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他的特長，多寫些文章。作為我們的喉舌。”

“你說得對。”柯慶施很少當面表揚別人，這一回誇獎了張春橋。

“以後開市黨代表大會，可以安排他當個市委委員。”

張春橋又補充了一句。

“行，就這麼定。”柯慶施說道。

很快，《解放日報》總編魏克明、副總編王維接到了來自上面的通知：姚文元擔任《解放日報》編委兼文藝部主任，但文藝部具體工作可由副主任李家健負責。

從此，姚文元成為文壇上的一位“巡察使”。他被視為有“來頭”的“文藝批評家”，他的文章被視為有“來頭”的文章——雖然他的文章未必都是體現“上頭”來的意旨，他也樂於狐假虎威，仗勢欺人。

他，再不是當年他自己在《論“知音”》中所宣稱的：“批評家應當成為作家的知音！他不是高高在上給作家打分數的教師，他應當成為懂得作家的心的摯友和諍友。”

他，已成為高踞於作家頭上以鳴鞭為職業的總管！

“姚文元＝棍子”，不僅許許多多作家如是說，而且千千萬萬的讀者也如是看。

半是諷刺，半是忿懣，人們稱姚文元為“搖棍子”！

在報紙上出頭露面的是姚文元，在當時很少有人知道幕後指揮是張春橋。

偶然，有一回姚文無洩露了天機：

姚文元到《解放日報》上任之後，在“朝花”副刊版上開闢“文壇漫步”專欄。積極的投稿者之一，便是徐景賢。

徐景賢接連在“文壇漫步”專欄裡發表了《冷酷的觀眾》和《搖頭派》兩文。石錚則寫了《何懼於搖頭》，對徐景賢的文章表示了不同的意見。

姚文元見到石錚，用近乎恫嚇的口氣說道：“‘文壇漫步’有個作者座談會，景賢也參加的。春橋同志經常給我們指示，對我們很有幫助。景賢寫的短文，春橋同志是看過的。”

姚文元的話，明明白白地把後臺老闆說了出來：張春橋不僅給他們“指示”，而且還審看文章！

第八章　幾番論戰

“出氣簡報”大罵姚文元

一九六二年，春回大地，和風吹拂。中國的政治氣候轉暖，變為寬鬆。

“大躍進”的鑼鼓緊敲了四年之後，總算歇一歇了。

一九六二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擴大的工作會議。參加會議者達七千多人，於是便稱“七千人大會”。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報告，指出：當前經濟困難的原因，除了由於自然災害造成農業歉收以外，“還有一條，就是從一九五八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在會上，毛澤東就前幾年工作中“左”的錯誤，做了自我批評。

三月，周恩來、陳毅專程前往南方，出席了文化部、中國劇協在廣州召開的話劇、歌劇、兒童劇座談會。這個會議後來被稱為“廣州會議”。周恩來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指出“十二年來，我國大多數知識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轉變和極大的進步”，指出我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陳毅快人快語，明確提出了“應該取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戴上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亦即“脫帽加冕”。

四月，經黨中央批轉的文化部黨組和全國文聯黨組提出的《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即著名的《文藝八條》）下達了，明確指出要糾正“對一些文學藝術創作所進行的簡單粗暴的批評”。

“翻譯”成通俗、明白的語言，那“簡單粗暴的批評”，亦即“棍子”。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速進行黨員、幹部甄別工作的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傾、整風整社、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中批判和處分完全錯了和基本錯了的黨員、幹部，應當採取簡便的辦法，認真地、迅速地加以平反。”

一次次會議，一份份檔案，不斷地加溫。上海，開起“出氣會”來了。

什麼“出氣會”呢？

“白天出氣，晚上看戲。”上海的知識分子之中，流行著這麼句口頭語。

“白天出氣”——那就是出席“出氣會”，吐出積壓在心頭的悶氣、怨氣、怒氣。

“出氣會”規定了“三不”，即“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為了體現“三不”精神，規定會議不作記錄，讓大家“敞開出氣”。

如此“敞開出氣”，放出來的是重要的“氣”——平常聽不見的聲音。“上頭”很想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