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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盛暑，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在廬山召開（亦即“廬山會議”）。會議透過了兩項決議：《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和《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階級鬥爭”的弦，一下子又收緊了。

本來，這對於姚文元來說，正是揮刀躍馬、殺上“階級鬥爭”戰場的大好時機。這一回，他心中一陣緊張。

姚文元緊張點啥？外人莫知！

唉，真是天有不測風雲。正好在一年之前，他為作家社鵬程的長篇小說《保衛延安》寫了一本評論小冊子，列為上海文藝出版社的“讀書運動輔導叢書”之一。那時候，他做夢也不會想到，這本書評小冊子會給他惹了大麻煩！

為什麼呢？《保衛延安》中作為英雄人物之一加以塑造的，不是別人，正是彭德懷！

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公報發表之後，姚文元重讀自己一年前寫的那本小冊子，臉色都變了。

那本小冊子，印行了八萬冊。白紙黑字，清清楚楚地印著他的評論：

“彭總的特點是極其沉著、鎮定、冷靜。……他對敵我情況瞭如指掌，能在似乎是最危急的時候掌握戰爭的主動權，把敵人引向滅亡。……彭總的判斷是明晰簡單的，只有幾句話，但包括了一切最根本的東西。

“……敵人的主力被彭總巧妙地引向綏德地區，蟠龍鎮這個老巢成了一個孤立的據點。

“……他好象掌握了啟發人思想的鑰匙，很簡單的幾句話，便會使你思想一下子變得很明朗，事情一下子變得很清楚。

“就是在情況最緊急的時候，彭總也沒有任何衝動。……在沙家店九里山擺下戰場，把敵人全部消滅，取得了在西北戰場上有決定意義的偉大勝利。

“但彭總不但是一個天才的無產階級的軍事家，而且是一個無產階級的政治家。……彭總身上那種巨大的精神力量，這是一個共產主義者的精神力量。……我們感到彭總純潔的黨性，在平靜的外表下蘊藏著的鐵一樣的革命毅力，在戰略上根本藐視敵人，有毫不動搖的勝利信心；在具體的戰役中又非常周密地一線不苟地檢查各項具體的準備工作，置敵人於嚴密的天羅地網之中……”

在小冊子的結尾處，姚文元又一次熱情洋溢地歌頌彭德懷：

“現在彭總正屹然站在世界地圖旁邊，嚴密地注視著帝國主義的動靜；……隨時準備把敢於發瘋的敵人送進墳墓裡去！”

小冊子出版才一年，彭總就迅速“貶值”，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部長一下子“貶值”為“反黨集團”的頭子！

就在各單位都學習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公報的那些日子裡，姚文元步入上海新華書店，還看見書架上放著他的那本小冊子！他，頓時觸目驚心，趕緊走開了……

《保衛延安》被停止發行了。

幸虧姚文元已是頗有名氣的“左”派，沒有人給他“上綱”，總算躲過了一道難關。

倘若不是因為在一年前寫過那本小冊子，姚文元定然會來一篇《（保衛延安）為誰唱頌歌？》之類的“批判”文章。

不過，六年之後，他畢竟還是寫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好在那時他寫的小冊子差不多已經從人們的記憶螢幕上消失了……

批判巴人的“人性論”

就在“棍子”“失業”了一年的時候，張春橋告訴姚文元重要訊息：廬山會議的“反右傾”浪潮，已經波及首都文藝界。這一回，康生樹了一個靶子，那就是巴人的“人性論”。

慣於以“領導”意圖為行動指南的姚文元，趕緊跑進圖書館，找尋那“箭靶”……

巴人，不論是革命經歷，還是文學經歷，都足稱老資格。他，本名王任叔，並非四川巴蜀人，而是浙江奉化人。他從“下里巴人”中，取了筆名“巴人”。論年歲，他正好比姚文元大了整整三十。

早在一九二四年，巴人已參加中國共產黨。蔣介石向來看重同鄉。巴人藉助同鄉之誼，一九二六年在廣州“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處”任機要科科長，暗中為周恩來傳遞重要情報。大革命失敗後，巴人在上海參加發起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自由大同盟。魯迅去世後，他曾與魯迅夫人許廣平一起主持《魯迅全集》編輯工作……一九五○年，巴人被周恩來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印度尼西亞首任全權大使。一九五三年起，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

在一九五七年一月號天津《新港》雜誌上，姚文元查到了巴人的一篇兩千來字的《論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