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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原子彈到氫彈，美國用了七年零四個月，蘇聯用了四年，英國用了四年零七個月，那時法國已經研製了四年多，還沒有搞成功。各國對研製氫彈的技術都嚴格保密，隻字不漏。二機部經過反覆論證，向中央專門委員會呈報了《關於加速發展核武器問題的報告》，把原理探索作為突破氫彈技術的首要措施，得到了周恩來的首肯。1965年2月3日和4日，周恩來主持第十次專門委員會議審議並批准了這個報告，決定：“力爭於1968年進行氫彈裝置的爆炸試驗。”也就是說，要以比美、英、蘇都快的速度把氫彈研製出來。

在氫彈的研製過程中，周恩來為大家制定了工作指導方針：“嚴肅認真，周到細緻，穩妥可靠，萬無一失。”這十六個字充分體現了周恩來一再強調的要“保證產品的高質量”和“絕對保證安全”的思想。他還制定了一系列指導方針，其中最重要的是1965年3月20日專門委員會議上他提出的“我們反對核訛詐和核威脅，不主張搞幾百次核試驗，因此我們的核試驗都要從軍事、科學、技術的需要出發，都要做到一次試驗全面收效”。按照這個方針，我國從1964年10月到1987年6月的近23年時間裡，只進行了33次核試驗，而美、蘇幾十年來分別進行了800多次和600多次核試驗。

1967年6月17日，我國成功地進行了一次300萬噸級的空投氫彈試驗，提前實現了原定的1968年進行氫彈試驗的目標。從原子彈到氫彈，是一個質的飛躍。實現這個飛躍，我國用了兩年零八個月，與美、蘇、英、法比，速度是最快的，技術水平也比美、蘇首次試驗的氫彈水平高。

以周恩來為首的專門委員會，最初只管核武器研製：1964年開始也管航天事業了。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後，周恩來要以此帶動尖端事業的全面發展，並把專門委員會的工作轉移到戰略導彈和人造衛星上來。他說：“下半年重點抓戰略導彈。要從東風二號抓起。”對於原子彈，他指出：要加速小型化，我們要真正制止核訛詐，就必須有自己的真正核威懾力量。在當時，要真正具有核威懾力量，核彈就必須能裝在導彈上，否則是不行的。1966年10月27日，我國進行了原子彈和導彈結合的試驗，導彈裝上真的核彈頭，在自己國內從發射場打到降落地。聶榮臻親自指揮了這次試驗，試驗獲得了成功。

周恩來又提出：“兩彈結合進展順利，接著要抓戰術導彈（地空、海防）。”這也是他的用突破戰略武器來推動發展戰術武器的思想。專門委員會的第十三次會議上，確定了戰略、戰術導彈共有十幾個型號。周恩來進一步明確工作重點，指出戰術武器的研製工作，“要為地空導彈讓路”。在1965年12月29日至31日的第十四次專門委員會議上，周恩來還明確提出要求說：“明年是導彈年，要有收穫”，“明年中程、高空、核彈頭，有對空的、對航的、低空的，後年要出更大成果。”到1967年9月，我國防空部隊終於用自己國產的新型地空導彈，把改進了的美國高空偵察機擊落了下來。

也是在這期間，專門委員會原則批准了研製攻擊型潛挺。

原子彈、氫彈、導彈、人造衛星的成功，是周恩來關於我國科學技術發展的正確思想在科學實踐中的豐碩成果。這項工作，我國是從零開始的。錢學森說過：“大家想一想，假使中國沒有原子彈、導彈，那中國是什麼國際地位？”

周恩來對每次核試驗、導彈試驗和發射人造地球衛星，都要親自聽彙報，找專家諮詢，仔細檢查各方面的準備工作，要求把各種不利或意外因素都考慮到，採取最可靠的保險措施。他語重心長地告訴大家：核試驗關係重大，絕不能有一絲一毫馬虎，我們國家窮，做什麼事，都要考慮到，略有失誤，都會加重人民的負擔。正是由於貫徹了周恩來的指示，我國的“兩彈”試驗和外國相比，事故最少，傷亡最小，成功率最高。後來，1970年7月，核動力陸上模式堆執行試驗準備就緒，中央專門委員會進行討論時，周恩來著重審查了啟動執行的安全問題，井指出這是核動力的起點，也是奠定核電站的基礎。這年11月的一次專門委員會會議上，他提出我國發展核電站應當遵循“安全、適用、經濟、自力更生”的方針。1974年三四月間，他帶病最後一次主持專門委員會會議，審查並肯定了上海的核電站建設方案。

我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