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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尊重知識分子的“左”的宗派主義傾向，一些人中存在著“生產靠工人，技術靠蘇聯專家”的思想，有的對知識分子抱有盲目的排斥心理，甚至把他們當作“異己分子”，加以壓制打擊。形勢的發展，迫切需要有適宜的關於知識分子的政策。

1955年，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會議上，周恩來著重講到：現有的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在政治上是熱愛社會主義中國的，在工作上是積極為社會主義服務並取得了很大成績的。他認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所特有的優點是：由於深受三座大山的壓迫，他們一直“在尋找著光明的路，一旦獲得解放，很快就表現出對新政權的擁護，不少科學家從資本主義國家趕回祖國。這和蘇聯十月革命後科學家紛紛逃往國外的情形是不能相比的。”

這年11月23日，毛澤東召集中共中央書記處全體成員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和中央有關方面的同志開會，商議並決定中共中央要在1956年1月召開一次大型會議全面解決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決定成立由周恩來負總責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識分子十人小組（成員有彭真、陳毅、李維漢、安子文、徐冰、張際春、胡喬木、周揚、錢俊瑞），進行籌備。在周恩來指導下，十人小組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草案）》、《關於科學家研究工作條件問題的情況和意見》、《關於高階知識分子待遇問題的意見》等11個專題報告，並在周恩來主持下，起草了大會的主報告《關於知識分子的報告》。

1956年1月14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了著名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報告中第一次提出，知識分子已經成為我們國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他要求：應該改善對於知識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使他們能夠發揮對於國家有益的專長，隨該對於所使用的知識分子有充分的瞭解，給他們應得的信任和支援；應該給知識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條件和適當的待遇。他在這個會上作結論時說，如果要實現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社會主義建設，除了要依靠工人階級和廣大農民的積極勞動外，還必須依靠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兄弟聯盟。

對於這次會，毛澤東在閉幕時的講話中說：“這個會議開得很好。”

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有一個團結統一的局面，大家齊心協力地共同勞力。這是周恩來一直努力以赴的。他說：“從種種方面看起來。我們這樣的大國，多一點黨派去聯絡各個方面的群眾，對國家，對人民的事業，有好處。”對於三大改造中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他是把它同時民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結合起來考慮的。在我國進入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後，他認為我們的新任務是團結一切國內外可以團結的力量，運用一切有利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為反對帝國主義，為與自然界作長期鬥爭。

他認為，已有的廣泛統一戰線是一個極好的組織形式，可以團結各階層人民來建設國家。他說：我們的統一戰線應當繼續下去，而且需要在組織上健全起來，以推動它的發展。早在1949年11月12日，他在衣工民主黨的幹部會議上就提出，農工民主黨“應和中國共產黨共存”。他的想法是，各民主黨派在組織上不但要鞏固，而且也要發展。“今天在新中國的建設中，他們也願意盡一份責任，我們就應該幫助他們進到社會主義去。”“願意同我們一道進入社會主義，我們多了一批幫手，這不是很好嘛！”

這七年中，周恩來不僅重視經濟建設、文教建設和統一戰線，而且重視社會改造。他在1953年9月說過，“改造當然不限於經濟方面，整個社會都在改造，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在改造。整個國家在建設中，在改造中，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特點。”這個論斷，打破了從本世紀30年代以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盛行的一種觀點，似乎社會主義僅僅是經濟建設問題。後來，1959年他又講過：“我們的國家，不僅要有經濟建設，還要有政治建設和精神建設。”

周恩來的想法是，社會主義建設是全面的建設，包括人類的三大社會生活領域，即包括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內的。他說，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專政要繼續，民主要擴大。他還說：“要在我們的國家制度上想一些辦法，使民主擴大。”他提出過“改革”的問題，並且認為建設是全面的，改革也是各方面的。他說：“政治上的制度要適合社會主義的經濟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