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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軍，軍國主義分子叫囂著要侵略中國。看到這樣的現實，周恩來拋棄了軍國主義可以救中國的想法。他處於彷惶、苦悶之中，在給人寫的信中說過：“家國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極目神州，愴懷已達極點！”“苦吾民矣，為之奈何！”

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爆發了。周恩來在日本報紙上看到一些關於十月革命的介紹，以極大熱情關注俄國革命的發展。他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閱讀了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精髓》、約翰·裡德的《震動環球的十日》、界利彥創辦的《新社會》雜誌等，尤其是日本早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者河上肇的著作如《貧乏物語》和由他創辦的《社會問題研究》，給了周恩來深刻的印象。科學社會主義影響著周恩來的思想，周恩來的思想開始變化，正如他在詩句中所說：“人間的永珍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見著一點光明，真愈覺姣妍。”

周恩來決定“返國圖他興”。他於1919年4月回到中國，接著就投入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迫使北洋政府不敢貿然在巴黎和約上作屈辱的簽字，五四運動也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開闢了廣闊的道路。周恩來積極參加了遊行示威。他創辦了《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在報上大聲疾呼：“國民啊！黑暗勢力‘排山倒海’的來了！”我們“要有預備！要有辦法！要有犧牲！”這張報辦得“很有精神”，“敢言”，“其‘主張’與‘評論’二欄，又有特點，敢說是全國的學生會報冠”。從1919年8月下旬到10月初，為了支援山東人民的愛國鬥爭，周恩來與天津各界人民代表兩次進北京到總統府門前示威，他負責後勤供應和宣傳、報道。這期間，天津五四運動史上值得大書一筆的是周恩來、郭隆真，鄧穎超、諶志篤、馬駿等20名男女學生組成了覺悟社。《覺悟社社員歌》中提出了“階級鬥爭”。

“世界潮流，洶湧澎湃，來到中華地，社會革命，階級鬥爭，大家齊努力。”

這年11月，日本駐福州領事指使歹徒打死打傷中國學生和警察，並令驅逐艦侵入中國海域，派水兵登陸挑釁。天津人民決定抵制日貨。日本駐津總領事提出“嚴重抗議”。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鎮壓學生。周恩來等20餘人被捕。在牢房中，他們沒有屈服，繼續燃起光明的火炬。周恩來向難友們宣傳馬克思主義。

據當時的《檢廳日錄》記載：1920年5月14日議決“由周恩來介紹馬克思學說”。

5月28日“周恩來講馬克思學說，歷史上經濟組織的變遷同馬克思傳記。”

5月31日“由周恩來講馬克思學說，唯物史觀”。

6月2日“仍由周恩來講馬克思學說，唯物史觀的總論同階級競爭史”。

6月4日“仍由周恩來續講馬克思主義——經濟論中的餘工餘值說。”

6月7日“周恩來續講馬克思的學說——經濟論中的《資本論》同‘資本集中說’，今天馬氏學說已經講完了。”

這說明，五四時期，周恩來已經在系統地宣傳馬克思的學說。他是我國有數的幾個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者之一。

經過周恩來等在獄中鬥爭和獄外愛國學生和人民群眾的支援，反動政府終於把被拘的學生全部釋放了。

半年的牢獄生活，使周恩來更加堅定、凝練，觀察問題、考慮問題更加深刻了。他深深感到苦難的中國需要有根本的改造，而改造必須有更加強大的社會力量，要“到民間去”，進行“農工組織之運動”。而且必須有正確的思想、理論來指導。周恩來後來談到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時，說道：自己的“思想是顫動於獄中”，一種革命意識的萌芽，“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1920年11月，周恩來坐海輪去法國，進一步研究馬克思主義，考察和學習歐洲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經驗。他說：“虔心考查以求瞭解彼邦社會真相暨解決諸道，而思所以應用之於吾民族間者。”

二、只有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

周恩來初到歐洲的時候，對於採取什麼主義來救中國，思想上還沒有最後確定。究竟是採取俄國十月革命的暴力手段呢？還是採取英國的社會改良主義的作法？他當時的思想認識是：“若在吾國，則積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強鄰環處，動輒受制，暴動尤貽其口實，則又以穩進之說為有力矣。執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無成見，但以為與其各走極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導國人。至實行之時，奮進之力，則弟終以為勇宜先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生產調敝，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