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第3/4 頁)

“對打擊中國的人一個很好的答覆”。有些在會上發表過攻擊中國的言論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認“這個演說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現了民主精神”。周恩來的發言，闡明瞭中國的外交政策，回擊了反動派的造謠誣衊，使一些國家對中國的認識更清楚了。這個發言，引導會議繞過暗礁，撥正方向，回到了正確的軌道上來。“求同存異”這個1954年周恩來曾提出的同英國等西方國家交往的方針，成了萬隆會議的原則。

4月22日，周恩來又在亞非會議上作簡短髮言，指出中國代表團不準備在這裡參加關於意識形態的討論，因為這不是會議的目的。23日他在大會上發言，批判了要以“實力政策”來代替和平共處的論調，闡述了對戰爭與和平的看法，並提出了中國代表團擬定的《和平宣言（草案）》。印度尼赫魯隨即發言說：中國總理今天的發言應受到最大的重視，他的講話是權威的。在會議快結束時，有人在會上挑起臺灣問題。周恩來不得不在八國代表團團長會議上指出解放臺灣是我國的內政，美國侵佔臺灣則是中美之間的國際問題。周恩來說：“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坐下來同美國政府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臺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這個宣告影響很大，使某些人為破壞會議而設定的障礙不能得逞，並導致當年8月1日的中美大使級會談得以舉行。24日，亞非會議閉幕。周恩來在會上發言肯定了這次會議所取得的成就，表示中國堅決支援亞非人民為擺脫殖民主義而進行的正義鬥爭。

會議期間，周恩來兒乎日日夜夜地工作，每天只有兩三小時睡眠。開了7天的會，總共才睡了十幾個小時。實在累得不行，就和衣躺一會兒然後繼續工作。有時忙得連飯也顧不上吃。但是，會議畢竟取得了成功。經過各國代表的反覆磋商，特別是周恩來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同意把五項原則的前四項改為七項，同意把“和平共處”一詞改為聯合國憲章的用詞“和平相處”，這樣，終於透過了萬隆會議的十項原則。這十項原則，是照顧了有些國家避嫌不願直接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情況，實際上包括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全部內容。

會議期間，周恩來打破資產階級外交規格，同與會各國的代表，不管小國還是大國，已經建交還是尚未建交，都積極主動地進行了廣泛的接觸，交結了很多朋友，增進了各國對中國的瞭解，為後來一些亞非國家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創造了條件，為進一步發展中國同廣大亞非國家的友好關係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周恩來顧全大局的崇高風格、平等待人的謙遜作風和作為政治家所具有的廣闊胸懷，博得了與會代表一致的欽佩和讚揚。中國的保衛和平、反對戰爭和大力支援亞非國家正義鬥爭的嚴正立場，和“求同存異”、“協商一致”，不強加於人，擺事實，以理服人的態度，贏得了廣大亞非國家的同情和支援。各國代表普遍肯定了周恩來對亞非會議所做出的傑出貢獻。著名黑人學者杜波依斯夫婦曾對王炳南說：“非洲大陸人民的解放事業受到國際廣泛注意，正是周總理在萬隆會議上的精闢講話所引起的。”

5月13日，周恩來回國後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作《關於亞非會議的報告》，閘述了這次會議的重大歷史意義。他說：“這個會議是在沒有西方殖民國家的參加下，由渴望掌握自己國家命運的亞非國家舉行的，它反映了佔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亞非人民的共同願望和要求。”這在歷史上是第一次。

1956年底到1957年初，周恩來出國訪問亞歐11國，“尋求友誼、尋求知識、尋求和平”。同時，他十分重視開展人民外交活動，在這個歷史時期，儘管不少國家同中國還沒有建交，但是友好團體和民間人士的往來絡繹不絕，中國在世界上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十一、反冒進

周恩來的後半生，致力於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繁榮富強的國家。他的關於建設的理想和作法，是有條不紊的，穩步前進的。他曾說過：“我們進行工作時要穩步前進，不能急躁。”“我們的經濟遺產落後，發展不平衡，還是一個農業國，工業大多在沿海。我們的文化也是落後的，科學水準、技術水準都很低。例如地質專家很少，自己不能設計大的工廠，文盲相當多。這些落後狀況會使經濟建設發生困難。”“不估計到這些困難，就會產生盲目冒進情緒，另一方面，如不估計到有利條件就會產生保守傾向。”

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基本任務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