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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周恩來在最後一次會議上發言說：“印度支那敵對行動的停止就要實現了。舉世盼望的印度支那的和平就要恢復了。正如朝鮮一樣，和平又一次戰勝了戰爭。讓我們更加堅定信心，繼續為維護和鞏固世界和平而努力。”

美國宣佈不參加會議的最後宣言，把自己完全放在了孤立的地位。

會後，越南胡志明主席發表文告說：“在日內瓦會議上，由於我國代表團的鬥爭，由於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國代表團的幫助，我們取得了一個偉大的勝利，法國政府承認了我國的獨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並且同意了從我們的土地上撤退法國武裝部隊，以及其他。”越南勞動黨中央致電中共中央，對中國方面在“抗戰中以及日內瓦的外交鬥爭中”給予越南方面的“全面的幫助”，表示“誠摯的感謝”。

參加日內瓦會議是周恩來首次登上國際舞臺。他本著學習的精神，以無產階級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氣魄和膽略，積極主動地創造性地開展了大量的國際統一戰線的工作，團結和爭取了一切可以團結和爭取的力量，揭露和擊退了杜勒斯之流對會議的破壞，使會議取得了成果。有的西方報紙說，周恩來在這次會議上消除了國外人們頭腦中一個“好戰的”中國的形象。周恩來的發言代表了亞洲人的聲音。美國本想在日內瓦會議上孤立中國，但經過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的出色工作和鬥爭，美國搞的一套不能得逞，反而使它自己陷於孤立。

日內瓦會議開始時，中美雙方的關係是十分緊張、尖銳對立的。經過日內瓦會議，架設了中、美官員雙方接觸的橋樑。會議期間，中美雙方舉行了四次會談。這些會談成為此後中美大使級會談的前奏。

中美大使級會談先是在日內瓦，後是在華沙舉行，延續15年。這是周恩來主持下的新中國外交在特定條件下的一種獨創，它使中美兩個大國在互不承認的對立情況下，有一個溝通意見的渠道。所謂“兩國互不承認，卻有會談關係，沒有外交關係，卻又互相派出大使進行長期會談；雙方還可以達成某種協議，即協議宣告，創造了協議上你講你的，我講我的新寫法。這在國際關係史上也是獨樹一幟的。這種創造性在當時起到了表明中國的立場、態度，並與美國進行直接鬥爭和交涉的作用”。例如，1962年蔣介石趁大陸遭受自然災害，掀起一股反攻大陸的惡浪，福建前線戰雲密佈。當時的關鍵，是看美國的態度如何。王炳南在大使級會談中聽到美國代表卡伯特說，他們將盡一切力量來防止這種事情，甚至說，如果蔣介石要行動，我們兩家聯合起來制止他。這個情報對當時國內的決策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如，中國宣佈12海里領海，美國不承認。但美方表示他們的軍艦決不會進入12海里，這也是在大使會談中透露給中國的。中美大使級會談實際上反映中美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兩國關係。兩國雖然隔絕，卻是互相瞭解底細的。正是周恩來的智慧和才能，有這十幾年的會談，最終形成美國承認臺灣是我國領土，並接受中國提出的“廢約、撤軍和斷交”的建交三原則的條件下同中國建交。

日內瓦會議期間，周恩來同英國外交大臣艾登舉行多次談判，達成中英兩國在北京和倫敦互派代辦的建立半外交關係的協議。這也是外交上的一種創舉。

1954年10月，周恩來接待應邀前來我國訪問的印度總理尼赫魯。會談中，尼赫魯談到亞非會議問題。周恩來表示：我們願意參加這個會議，因為這個會議是為亞非和平和世界和平努力的。1955年4月4日，周恩來向中共中央提出《參加亞非會議的方案（草案）》和《訪問印度尼西亞計劃（草案）》，指出：“我們在亞非會議的總方針應該是爭取擴大世界和平統一戰線，促進民族獨立運動，併為建立和加強我國同若干亞非國家的事務和對外關係創造條件。”5日，他參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討論。6日，國務院會議上透過了周恩來提出的參加會議的方針和代表團成員名單。周恩來為代表團首席代表，陳毅、葉季壯、章漢夫、黃鎮為代表。7日，周恩來率代表團去廣州。

亞非會議定於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亞的避暑勝地、風光明媚的山城萬隆市召開。周恩來這時剛動過闌尾炎手術。他認為這次會議非常重要，一定要親自參加。到廣州後。他原定11日和工作人員一起乘包租的印度客機“克什米爾公主號”出發，因中間應約要去仰光同緬匈、印度、埃及等國政府首腦會晤而改變了計劃。“克什米爾公主號”如期由香港起飛，但在香港啟德機場加油時，被國民黨特務在楓翼內安放了定時炸彈，結果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