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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和阿雷尼烏斯，應該是7位，他們兩人最重要的研究工作大多是在德國進行的。

到1914年，德國染料的產量已經超過世界總產量的百分之八十，而且它在化學工業中的優勢延伸到了許多重要的領域，如醫藥、炸藥和農用化學品。美國對這些德國產品的依賴程度很高，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協約國的封鎖切斷了供應。這使美國工業家認識到，需要在國內進行化學研究並建立化學工業——特別是現代戰爭可能需要高效能的化學炸藥和毒氣。戰後當鮑林進入大學時，美國每三個工業研究崗位上就有一個是化學師，每十二個美國大學生中就有一個學的是化學專業。一夜之間，化學研究從紳士的遊戲變為一種積極向上的、純粹的美國理想，既實用，又愛國——而且有利可圖。正如一位歷史學家所說，“做一個科學家……是從中下階級通向中上階級的一條捷徑。”鮑林熱切地希望能夠爬上這一階梯。

在俄勒岡農學院的前兩年中，鮑林和礦產工程的學生上的是同樣的課程，包括採礦業概論，炸藥、鍛造以及冶金方面的課程。他非常喜歡這些課程；他自小就對收集岩石很感興趣，也曾在奧斯維加鎮的廢棄冶煉廠中進行過探索。他學會了使用鍛鐵爐，把燙得通紅的鐵塊打造成馬掌、釒朗頭和小刀；學會了礦業化學師的技能，作吹管檢測和火焰分析。他還到附近工廠作實地考察，與一同工作的工程師和化學師交談。同礦產學校所有學生一樣，鮑林是礦工俱樂部的成員。每兩週一次，他參加俱樂部的聚會，一邊喝著咖啡，吃著炸面圈，一邊聽專業人士的講座。

當然也有普通化學的入門課程，上課地點在農學院最漂亮的大樓裡。這是一幢三層帶塔樓的花崗岩建築，原本是給農學系的，但在鮑林入校的時候，迅速壯大的化學系已經幾乎佔滿了整幢大樓。一樓的奶牛和牲畜檢測區被改造成了一個巨大的化學教學實驗室，裝備著最好的儀器裝置，四個區域同時可以容納550名學生。定量化學和有機化學實驗室也建造了起來。這座樓正式的名稱是科學堂；到鮑林讀書的時候，它已被稱為“化學樓”。

主持化學樓工作的是約翰·弗爾頓教授，矮壯的個子，滿頭蓬亂的白髮非常搶眼。和當時農學院化學系其他教師一樣，他算不上是一個學者——他從未獲得過博士學位，甚至連他自稱的哈佛碩士學位也是杜撰出來的，鮑林後來發現了這一點——但是約翰·弗爾頓對學生卻非常熱心。儘管鮑林怎麼也想不起他曾經從弗爾頓那兒學到過什麼東西，但他總記得這位系主任後來曾借給他的三百美元，讓他進入研究生院深造。

學校也不乏好教師。由於不滿足於指定給新生開設的化學，鮑林四處聽課，最後發現了阮頓·柯克伍德·布羅迪。鮑林對他的評價是，“一位十分出色、滿懷熱情的教師。”在第一年中，他一直上布羅迪的化學課，從而更加紮實地掌握了化學的基礎知識。他也有幸找到了一位出色的數學老師。在到科瓦利斯的首次火車旅行中，鮑林遇到了俄勒岡農學院數學系主任查爾斯·約翰遜，並當即決定所約翰遜上的每一堂課。他的直覺完全正確：聽約翰遜講微積分成了一種精神的享受。

弗爾頓主管化學系，而弗洛依德·羅蘭德在鮑林讀完一年級之後負責更為專門的化學工程專業。鮑林說，他人“並不很聰明，但他自己認識到了這一點。”不過羅蘭德是俄勒岡農學院為數不多的獲得過博士學位的教授（而且是從依利諾伊大學相當不錯的化學系獲得的學位），同時還是研究生教育的大力倡導者。在羅蘭德的鼓勵下，和鮑林一同學習化學工程的12名學生中，有9人繼續攻讀研究生，這是聞所未聞的。

鮑林在開始時還有些擔心，但不久就發現，只要他願意，他可以十分容易地掌握大學的課程，就像在高中時那樣。他所有的化學課和數學課成績都是A。“似乎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坐在桌子前看一下書，根本不用仔細閱讀，就能掌握書中的內容，”他的同班同學愛德華·拉森這樣回憶說。

他對化學逐漸形成了個人的好惡。比如說，一年級時上的定性分析並不對他的胃口。“我討厭無機定性分析，因為它幾乎完全建立在經驗之上，”他回憶說。“分解和測定不同金屬的方法大多數取決於某些化合物的溶解性，而且這些差異完全沒有理論的基礎……我不喜歡定性分析，而喜歡精確的定量分析。”

鮑林不那麼在意自然科學以外的課程，機械製圖得了個D（他回憶說，他總是等不及讓墨水完全乾，常常把圖紙弄得一塌糊塗），第一年第二學期的體操得了個F。體操課不及格，很能說明鮑林的特點，他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