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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進行理智的思維才是正確處理原子彈問題的最好方法。帕薩迪納討論小組計劃寫一本書，目的是“指導科技界以外的有識人士認清當前形勢，向他們解釋問題的由來以及解決問題的出路”。書中將突出科學方法的重要性：“用科學武裝起來的頭腦能夠抵禦欺騙性宣傳的侵襲，”並使人擺脫“狹隘和偏見，偽善和空想”，而這些人類缺陷正是戰爭的根源。書中還要強調對原子能實施國際監控的重要性。分配給鮑林寫的那部分內容是，闡述實現世界和平的重要性，說明在一個沒有戰爭的世界裡，科學家可以自由創造出大量的新藥和各種節省勞力的機械。他們還計劃在書正式出版後，舉辦系列講座以傳播“和平的福音”。

科學家一旦從政治休眠中醒來，一旦意識到他們擁有共同的信念，他們就力圖傳播自己的思想以改造世界。原子彈這個科技罪惡的最高象徵似乎為科學家提供了一個機遇，使他們能夠宣傳事物的另一個方面——科學思維帶來的最高福祉。

然而可悲的是，他們完全脫離了當時的政治現實。就在科學家宣傳共享原子技術秘密的時候，政府和軍方卻在對共產黨的擴張主義感到憂心忡忡。奇怪的是，科學家對這個問題好像沒有絲毫的擔心。在這方面鮑林仍然是一個典型。鮑林並不是人民陣線那類組織的成員，他並未因經濟大蕭條而認為必須仿效蘇聯以拯救全世界的工人階級；但同時他也不認為共產主義是罪惡的化身。他認為蘇聯是擊敗希特勒的重要盟友，但又是一個內部紛爭十分專制的國家；改造蘇聯的最好辦法是向它大量灌輸新思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中期，鮑林與其他一些名人，例如愛因斯坦。麻省理工學院院長康普頓、古根海姆基金會的愛迪洛脫萊等人，一起參加了美蘇友好全國委員會，這個組織致力於推進兩國間的科技交流。“讓我們展望這樣的美好前景：大批美國科學家到蘇聯的實驗室去講學和工作，美國學生到蘇聯的大學去學習，而同等數量的蘇聯科學家和學生也來到美國，大家把各自最先進的東西教給對方，”鮑林在1943年致這一團體的科學代表大會的一封信中這麼寫道。然而鮑林設想的前景只能在和平環境中才能實現，而且這種和平必須建立在世界範圍的全面合作和公開交流的基礎之上，是科學家心目中的一種基於理性的和平。

鮑林關於和平的設想未免失之天真。1945年初，他被提名參加由20名平民和20名高階軍官組成的國家安全研究委員會，到首都華盛頓開會研討戰後世界局勢。鮑林將此作為自己的莫大榮譽。他懷著急迫的心情出席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並期望會議期間軍民雙方可以相互學習，取得重要成果。

然而會議一開始就出現了使人不安的事態。加州理工學院火箭計劃的負責人洛裡岑向將軍們建議，我們必須弄清戰爭是怎樣爆發的，又怎樣才能避免戰爭，委員會應該支援這方面的調查研究。軍方對這項建議的反應是一陣難堪的沉默，他們中一位代表指出和平問題不屬委員會的議事日程。鮑林站起來對洛裡岑表示附議，他說：“主席先生，這是一個極端重要的問題，我們現在就決”定將此問題排除出委員會的職責範圍是很不明智的。“鮑林覺得自己的話很重要，因此當會議結束時在自己的筆記本上記下了這句話。

很明顯，軍人和科學家的想法不一致，因此會議也沒有取得任何重要的成果。雙方的不同態度集中反映了指導思想的差異。在將軍們的眼裡，原子彈就是一種武器，它的研製由軍方領導，其秘密由軍方控制，其使用服務於軍事目的。蘇聯紅軍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一支軍隊，它決不會放棄從德國人手中解放出來的那些東歐國家。面對蘇聯的侵略，世界各國共享原子秘密是不可能的。世界也許正在走向另一場戰爭——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戰，脫離這樣的大背景認識原子彈的意義是愚蠢的。而在科學家的眼裡，原子彈的威力是科學家應用新技術的一大成果，如果這一技術能夠加以公開，並供各國共享，則將造福人類。他們透過討論感到最不安的是，軍方將繼續單獨控制原子彈及其相關技術，並繼續對研究工作實施嚴格保密，這就徹底扼殺了共享技術、造福人類的任何可能性。

爭執的舞臺已經搭就，而爭奪的物件是對原子技術的控制權。

當全國還在歡慶對日作戰勝利的時候，脾氣暴躁的格羅夫斯將軍——軍隊工程部門的負責人，曾監管過五角大樓的建設以及曼哈頓計劃的實施——卻已著手為軍方控制原子彈技術進行立法。他為國防部起草了一個精心構思的法案，其內容能滿足軍方和科技界雙方的要求。法案建議成立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