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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7年，甚至韋蘭特也承認，儘管共振概念從總體上看對解釋化學現象很有用，但確定正則結構的數值時，“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很不可靠……然而我並不認為這種方法是完全沒有價值的。當嚴格的處理方式行不通而不得不採取近似方法時，那麼你只能引進某種程度的隨意性，這是為了取得進展唯一可行的方法，只要頭腦清醒，不把所取得的結果看得太認真，你就不會有大的麻煩，並有可能獲得某些研究成果。”

但是，到了戰後時期，很多化學家急於把量子化學變成一門嚴格的定量化科學。對他們來說，價鍵方法已不再是一種好方法。正如馬利肯所說，“當涉及到複雜分子時，價鍵方法要求有大量的共振結構，而對這些結構進行計算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在30年代，馬利肯在英國找到了一小批人數雖少但影響頗大的志同道合的量子化學家。在萊納德一瓊斯（他是英國理論化學學會的首任主席）和朗蓋一希金斯的領導下，英國的分子軌道理論研究者積極發展馬利肯的理論並推廣他的方法的應用範圍。比如說，就在鮑林和馬利肯在巴黎進行辯論之前不久，萊納德一瓊斯提出了一種簡易方法，利用分子軌道理論解釋鍵的方向性，從而克服了這種理論的一個重大缺陷。

到40年代後期，透過鮑林、馬利肯和他們的追隨者對量子化學的艱苦深入的研究，有兩點變得越來越清晰：分子軌道理論和價鍵理論的核心內容在本質上是一致的；而分子軌道理論學派為分子的定量化研究提出了更簡單、更有用的工具。潮流從價鍵理論轉向了分子軌道理論。

在法國舉行的這次辯論會上，馬利肯被允許的發言時間跟鮑林得到的一樣長，這個事實本身說明了他的分子軌道理論已經有了巨大的影響。一整大的報告雖然再次證實鮑林是一個更有吸引力的演講者，但辯論的結果卻清楚表明，在過去的十年裡，除了對金屬的價鍵研究取得一些新成果外，鮑林在價鍵理論方面並沒有做多少重要的工作。他的注意力轉向了其他方面。然而馬利肯卻堅持在分子軌道理論領域裡耐心耕耘，不斷完善有關方法，他的方法已經更加適應新一代化學家的需要。一天的辯論結束後，並沒有什麼立時顯現的後果，也沒有大批人員的陣營轉移；但它證實了一種發展趨勢，即在未來的十年裡，量子化學家將更歡迎分子軌道理論。烏龜追上了兔子。

討論會後，馬利肯和他的妻子來到鮑林在巴黎下榻的公寓參加晚會。當鮑林在眾多化學家和物理學家中間周旋應酬時，馬利肯夫婦靜靜地坐在一邊。晚會氣氛歡快，說笑聲此起彼伏，人們時不時借用化學鍵開善意的玩笑。此外還有馬利肯至今記得的“無數瓶的香濱”。鮑林女兒琳達即興表演了一段獨舞。晚會一直延續到深夜。然而，馬利肯卻悄悄地先行退席，在睡覺之前，他還要抓緊時間做一點研究工作。

鐮狀細胞

鮑林5月份回到倫敦後，到劍橋作了三次報告，這使他有機會對布拉格的卡文迪什實驗室作出第一手的評估。佩魯茨十分樂意充當嚮導。他非常欽佩鮑林，認為鮑林是世界科學界的巨人。佩魯茨記得，當自己還是一個窮學生時，曾向女友借錢買了一本用過的舊書《化學鍵的本質》。他說，這本書“把我早先讀過的教科書中的化學知識從平面轉換成了三維世界”。鮑林對佩魯茨關於血紅蛋白的研究成果印象深刻。他的研究表明，血紅蛋白分子總體上呈橢圓形。更重要的是，它看起來像是一堆堆蛋白質圓柱體，每個柱體的直徑為10埃到11埃，沿著分子長軸的方向排列。鮑林注意到這個結果也許與他幾星期前在病床上用紙折出的螺旋結構的尺度相符合。

但是他沒有把這個想法說出來。“我並沒有（向佩魯茨）提起這件事，”鮑林說，“我總覺得還有點問題——很可能某個可笑的錯誤逃過了我的注意。”佩魯茨的血紅蛋白X射線衍射圖顯示了5。1埃的反射，而這不可能存在於鮑林的螺旋模型中。用未經證實的猜測把水攪混是毫無意思的，也沒有必要把新的設想公開出來，讓卡文迪什研究小組更快地深入到蛋白質結構研究的最後細節中去。

事實上，鮑林為在卡文迪什實驗室的所見所聞而暗自焦急。布拉格——他很體面地接待了鮑林但仍然拒絕談專業——把他的實驗室建設成了一個晶體研究的視窗，實驗室裝備了各種最新的裝置，使用這些裝置的是那些最有才幹的研究者。與此相對照，鮑林在加州理工學院的裝備就顯得陳舊落後了。“他們的裝置是我們的五倍之多，也就是說，他們可同時拍攝30張X光照片，”鮑林寫信告訴他的助手休斯說，“我認為我們必需毫不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