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部分(第1/4 頁)

還要尋找一些模型，從中瞭解他那些多面體到底可以變到怎樣的程度。克里克諷刺他怎樣去維繫分子時所用的尖刻語言，促使他收集了一些化學研究的先例，說明在同一分子中相鄰離子同帶負電荷的現象是存在的。此外，他自己也得找一些理由，說明DNA中心也許有一種特殊的環境，容許磷酸像他提議的那樣存在著。對鮑林來說，這仍然關係到磷酸的化學特性。與此同時有人給他寄來了所需要的核苷酸樣本。鮑林開始對其作X射線分析。

他最終在為尋找一種合理的結果做奠基性工作。可惜，這一切都為時已晚。

克里克得謝謝鮑林的論文，他終於得到指示重返DNA的研究工作。克里克和沃森兩個人各自都拼命地設想了各種各樣不同的模型，不過，此時的注意力已集中在雙鏈模型上，因為切加夫曾經提醒他們考慮鹼基雙雙成對的情況。沃森在給德爾布呂克的信中提到的“非常漂亮的模型”就是其中的一次嘗試，但是，正如多諾胡指出的那樣，那個模型是不對的。

多諾胡發表的看法後來證明是一個關鍵。作為達特默思大學畢業的高材生，多諾胡從40年代開始就曾長期在加州理工學院跟隨鮑林工作和學習，因此，他對結構化學可謂是瞭如指掌。氫鍵曾是他專門研究的課題，因此他心裡很清楚，克里克和沃森在化學上還只能算初出茅廬的新手，他們兩人為鳥嘌呤和胸腺嘧啶擺弄出來的結果是錯誤的。多諾胡幫助他們明確了方向，將中心氫鍵上的氫原子放置在合適的位置上，推翻了他們原先設想的模型，促使他們走上了正確地解決問題的軌道。

克里克和沃森經過多諾胡的指點，開始認識到各對具體的嘌呤和嘧啶之間是由氫鍵自由地連線起來的：腺嘌呤連線胸腺嘧啶，鳥嘌呤連線胞嘧啶。這是最後的一道謎底，其結果閃耀著奪目的光彩。將一個大鹼基與一個小鹼基配對，不但使整個結構的骨架處於平穩的狀態，而且為切加夫的發現提供了一種簡單的解釋。由此得到的結構猶如一架樓梯，各對鹼基就是上面的一步步臺階，糖一磷酸骨架是框架，兩者結合在一起，就能方便地形成符合X射線資料的螺旋。

這一種結構不但看上去很美觀，而且其含意也非常豐富。兩條鏈互為補充，每條鏈都是另一條鏈的映象反射；將兩者分開，每條鏈就可以作為形成一個新螺旋的基礎，這個新螺旋與原來的螺旋完全相同。由此可以立即得到有關DNA複雜的思想，這是鮑林的模型無法做到的，因為在他的模型中，鹼基都伸向外側，彼此之間不相干。

3月12日，沃森致函德爾布呂克，藉助於草圖作說明，論述了他們設想的新模型。他再三要求自己這位導師不要把此事向鮑林透露，等到他們對這些結果更有把握時再說。但是，德爾布呂克向來就是嘴巴鎖不牢的人，他馬上就將此信到處讓人傳閱了。鮑林一面讀著這封信，一面在頭腦裡進行著緊張的思考。他馬上就認識到，在卡文迪什設想出來的這一種結構，不但在化學上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在生物學上也是十分迷人的。“兩個嘧啶各自與相應的嘌呤在結構上互為補充，對這一簡潔的想法我頗感意外——當然，這是令人欣喜的意外，因為它在遺傳機理的問題上讓人豁然開朗起來了，”他這樣說道。鮑林還從中看到，自從他1940年與德爾布呂克一道寫的論文發表以來，在他一直在思考和著述的一些問題上，已經有人在仿效他使用互補性概念。

亞歷山大·裡奇在第一次聽到有關沃森一克裡克結構的那一天夜裡，他突然醒來，起身下床走進了辦公室。他利用原來堆在那裡的分子模型的部件，動手為沃森一克裡克的雙螺旋製作一個粗糙的模型。他了解到的唯一結論是DNA鹼基應當穿過分子的中心，不過知道這一點已經足夠了。他很快就將鹼基配成了對，看來這個模型的確很漂亮，於是，他搖了搖頭，又回到床上睡覺了。

鮑林儘管還不甘心在這場競賽中認輸，但在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觸動。在讀到沃森的信以後幾天，他致函一位同事說：“當然，你應當承認，我們的結構還只是一種設想，它可能是正確的，但我們要有真正的把握，也許還得有兩到三年的時間……”。幾天以後，他收到了沃森和克里克論文手稿的單行本。文中批評了鮑林的DNA模型，結尾處對多諾胡給予的幫助表示了感謝。鮑林將此文從頭至尾讀了一遍，然後寫信給他的兒子說：“我想，為核酸提出了兩種結構，是一件好事，我期待著有一天能作出定論，到底哪一種結構不正確。毫無疑問，金斯學院的資料會在這兩種結構中否定掉一種。”

此時，他仍未能看到富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