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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教授就為這一點提供了一個光輝的榜樣。”甚至頑固堅持反共立場的《時代》週刊對鮑林的態度也有所軟化，對託德把這樣“一種怪人”招示公眾的決策感到不解，說什麼“天真地向左派獻媚使此人成了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只有少數幾家報紙，大多位於美國南方腹地的幾個州，才對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表示支援。

眼看可能遭到徹底失敗，託德開始泡製一系列長篇文章，反駁攻擊他的報紙，歷數鮑林與共產黨有曖昧關係的種種活動，要人們相信他要求知道有關人的姓名是完全清白正常的。但是，他在著文、論爭和幹勁方面，根本就不是鮑林的對手。6月21日夜裡，就在他參加小組委員會聽證會後幾個小時，鮑林在約翰·霍布金斯大學和平人士舉行的一次盛大集會上，號召聽眾寫一封公開信給託德，“就說你們都不希望我因為蔑視他而進監獄，”此時，他的講話激起了全場暴風雨般的掌聲。第二天上午，他向全國廣播公司《今日》節目的電視觀眾陳述了他受到政治騷擾的詳細經過。他又開始撰寫一系列文章和信件專門介紹自己的案子。聲援從四面人方湧來，許多素昧平生的人紛紛寄來捐款，幫助他償付法律訴訟的費用。

威林經過努力，將聽證會推遲到10月，以至鮑林和愛娃可以繼續到各地發表演說。小組委員會發出的威脅似乎使他們更加精神抖擻了。7月9日，他倆一起在洛杉磯領導了一次群眾性“要求裁軍的步行”活動，一共吸引了四千多人參加——這是大多數洛杉磯人看到的第一次抗議遊行。隨後，他們又赴歐洲作短暫訪問。兩個人橫穿歐洲大陸，多次向許多聽眾發表熱情洋溢的演說。後來，他們又在日內瓦停留，先後與美國、英國和蘇聯等國的大使就禁試談判問題舉行私人會談。託德的行動不但沒有消除鮑林的影響，反而促使鮑林在人們的心目中顯得更為重要了。鮑林的日內瓦之行特別令人鼓舞。鮑林注意到，大使們一個個都向他保證，他們已接近於達成協議，這就使他更有信心和決心繼續進行影響公眾輿論的活動。

8月，鮑林回國。他與託德展開了另一條戰線的鬥爭。他向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提起法律訴訟，要求法官作出公開判決，認定他有權拒絕小組委員會的無理要求。這樣做的法律根據是：小組委員會的要求，不但與調查無關，而且構成了無理的搜查和扣押。除了援引第一修正案外，又加上了第四修正案，同時還利用了政府的司法部門與國會濫用權力的行為作鬥爭，實在是一項高明的法律行動。但是，結果並不成功。在地方法庭上，政府律師爭辯稱，作出有利於鮑林的裁決，“將意味著任何立法程式的終結”，因為每一個參加聽證的證人在接受調查前都可以跑到法院起訴。8月下半月，法官決定，鮑林的起訴不予受理，因為這是立法機關的事，司法部門不宜插手。鮑林和威林不服這一決定，又提出上訴。

與此同時，鮑林繼續利用公關手段增大壓力。每一次講話他都要攻擊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成千上萬封信件開始向託德和他的參議院同事們襲來。有些信件上有幾十個人簽名，甚至還有幾百個人簽名的信件。在鮑林請願書的誕生地——聖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一百多名教職員工聯名簽署了一封抗議信；賓夕法尼亞大學有17名教授也聯名寫了一封信。帕薩迪納的居民和加州理工學院教職工寄出了上百封信件。還有從世界各地傳來的抗議，從德國、日本、挪威、墨西哥、英國、印度，從諾貝爾獎得主、全國有名的和平人士和普通百姓，都傳來了正義的呼聲，齊聲稱讚鮑林“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嚴勵譴責侵犯這位“身陷麥卡錫主義囹圄的美國偉人”的粗暴行徑。

整個夏季和初秋，託德一直疲於奔命。一方面，他要應付外界的種種詰問，另一方面，又要檢查關於6月份鮑林出庭聽證的總結報告準備的情況。當鮑林讀到那份報告的清樣時，他的精神更加振作起來了。託德打算將這份報告定名為“共產黨的滲透與壓力集團的利用”。鮑林將這份清樣與聽證會油印記錄作了仔細的對照，發現他的證詞中有些內容被刪去了——他感到，這是經過編輯整理的材料，因為被刪去的內容對他有利——再說，參議員們可以將他們自己所說的話重新整理，而鮑林卻得不到這樣的機會。鮑林在讀完這份報告以後，從中得到證據表明，託德是故意提出一些問題來誤導公眾的。舉例來說，託德將鮑林聲稱送到聯合國的請願書簽名數與實際簽名數作了對照，此時鮑林已從聯合國搞來一份完整正確的請願書文字——證明他報告的數字是正確的——這一文字在舉行聽證會的那一天就已經放入檔案。類似的情況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