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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為什麼要提這一要求。託德答道，在實際送交聯合國的請願書上，發現了有些不一致的地方。舉例來說，他手頭就有一封信提到，鮑林聲稱在送交聯合國的請願書上簽名的人數，與那裡實際收到的請願書上簽名的人數不符，因此他想給鮑林一個澄清這一點的機會。鮑林認為這一說法沒有道理，他可以肯定自己所說的那個數字就是實際送交的數字。（鮑林是正確的；託德從他手下人那裡得到的資訊有誤。）

索懷恩再次要求鮑林說出那些幫助散發請願書的人的姓名。威林與鮑林私語了一會，然後要求暫時休庭。兩人走出所證室後，談了起來。鮑林感到，自己應當堅決拒絕交出請願書散發者的名單，否則的話，小組委員會肯定會向其中一些人發出傳票，調查他們的背景和信仰；鮑林認為，要求提供這些人的姓名，這與當年那個麥卡錫要求提供名單如出一轍，鮑林決不做那樣的告密者。但是，威林警告說，一定要認識到這樣做你將面臨的後果：如果抗拒提供小組委員會所要的資料，他們就可以指控你蔑視法規；如果小組委員會堅持這一指控，他們就可以判你坐牢。為了避免直接回答這一問題，法律上有過的唯一先例是援引憲法第五修正案。但是，鮑林說，要是因為個人可能受到牽連而拒絕回答有關問題，我就可能馬上被人認為自己有罪。我不想援引第五修正案，到底還有沒有別的策略？兩個人一起決定採用一種比較冒險的方案。鮑林將不引用第五修正案，而是援引第一修正案有關言論自由和請願自由的權利，拒絕回答上面的問題。到那時為止，援引第一修正案為自己辯護，尚無擊敗“蔑視國會”這一指控的先例。威林對鮑林這樣說，但是，我們可以試一試。已經沒有太多的其他事情可做了，至於第一修正案，對新聞媒體來說，總是值得歡迎的。鮑林和威林在匆忙之中擬好了一份書面的宣告。

聽證會重新開始，鮑林戴上他的半邊眼鏡，開始向小組委員會宣讀宣告：“請願書的散發是我國民主程序的重要內容，如果廢除或阻撓這一做法，那就無異於向警察國家邁進一步。無論小組委員會可能就有關人員的名單將起怎樣的作用向我們作出怎樣的保證，我確信有人會利用它來報復這些熱情奔放、理想遠大、精神高尚的和平人士。”他的聲音被愛娃組織來的聽眾熱烈的掌聲所打斷。

索懷恩提醒鮑林說，拒絕回答可能導致蔑視國會的指控。有一位參議員還針鋒相對地問他是否知道維拉德·厄普赫斯的案子。厄普赫斯是一位大學教授，曾因拒絕回答類似的一個問題，而被判了一年徒刑，此時正在獄中。鮑林知道這位參議員想要對他說些什麼，然而，他不予理會，照常回答其他方面的問題。他斷然拒絕了小組委員會的要求，不肯供出幫助他散發請願書的人。

託德告訴鮑林，他必須在8月9日以前交出這份名單，隨後，聽證會就結束了。

鮑林在聽證室中，自始至終顯得彬彬有禮，通情達理，但在聽證會結束走到大廳過道上時，他當著記者的面大發雷霆。他的請願行動“沒有受到共產黨的啟發”，他對記者說，“是我啟發了他們”。他攻擊託德和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說他們企圖扼殺言論自由和向政府請願的自由。“你們是否認為有人對我指手畫腳——威脅我呢？是我自己拿的主意！如果我想要碰碰機會，我就會義無反顧。”

全國各地的報紙都刊登了鮑林的講話，同時還配發了數量驚人的一大批社論，對鮑林表示支援。到1960年時，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隸屬於國會的一些調查委員會多年來以國家安全為由，肆意踐踏證人的權利，將調查變成了一幕幕公開上演的鬧劇。這些委員會的顧問可以毫無顧忌地憑一紙傳票，傳訊他們想要調查的人，詆譭被調查人的名譽，將他們投入公共的論爭，並且可以隨心所欲地發表種種宣告。被傳訊聽證的人被迫出庭，被迫回答一個個沒完沒了的問題。

麥卡錫濫用權力，曾經引起公眾反感；現在，鮑林敢於違抗託德的行動，促使人們更加深切地感到，必須約束和規範這些調查委員會的行為。幾乎每一家全國性大報都在社論專版上對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作了憤怒的譴責。《檀香山廣告報》稱：“既然美國的官方政策都要停止核試驗……這樣的調查就實屬多餘了。”託德的故鄉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時報》說：“鮑林博士是聽憑良心辦事的，參議院干涉就毫無道理了。”得克薩斯《奧斯丁美國人報》說：“當我讀到鮑林博士不願向這個專橫拔扈的委員會低頭時，我的血液沸騰了，我為他感到莫大的驕傲。”《華盛頓郵報》稱：“敢於向權勢挑戰，正義才能伸張，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