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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託德反撲過來了。雖然鮑林成功地推遲了上次參議院聽證會報告的發表——1961年初，有人一直在爭論要不要在這份報告裡列入托德沒有宣讀的那部分開場白和其他有關的材料——以託德為首的小組委員會還是發表了另外一份單獨的報告，其內容涉及到普格瓦什運動，簡要介紹了一些運動參加者的可疑背景，其中就有九頁多的篇幅專門介紹鮑林“明顯地傾向於共產主義事業的情況……自然與共產黨人所持觀點保持一致，而這一切都與科學研究活動毫不相干”。原先那份小組委員會的報告後來發表於1961年3月，其中包括了託德開場白宣告的全文。隨同此文刊登的還有小組委員會的一則新聞公告，其中提到，“我們有理由懷疑，在美國和其他國家散發（鮑林的）請願書的過程中，共產黨的組織機構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文中提供的證據主要是鮑林與左派交往的歷史。“在我國共產黨人展開的和平攻勢中，鮑林幾乎在每一次重大的活動中都充當了科學界領頭羊的角色，”這份報告得出結論說，有一系列跡象表明，這一切“並不全是偶然或者在他不自覺的情況下發生的”。他唯恐鮑林的同行弄不明白其中的含意，託德還主動向國家科學院院士和其他著名科學家提供了這份報告的副本。

“造謠……中傷……這是我所見到過的最為惡劣的誹謗，”威林在讀了這份報告以後對鮑林說道。鮑林完全同意這一看法。第二天，他致函美國人道主義協會，猛烈抨擊託德的做法，責問他或者小組委員會的其他成員，敢不敢放棄國會議員的轄免權，以便讓鮑林控告他們。鮑林在早些時候還曾說過，他可以與託德進行公開的辯論。

鮑林的反應也延伸到了那些跟著託德亦步亦趨的人和事，其中包括緊跟在小組委員會後搖唇鼓舌的報刊文章，還有那些鮑林認為是詆譭自己人格的談話宣告。“有些報紙成了麥卡錫主義捲土重來的幫兇，”他說。“這些報紙應當停辦。”為此，他又單槍匹馬地展開了戰鬥。在下一年裡，他和自己的律師們先後提出了五起法律訴訟。他要求華盛頓貝林漢姆的《先驅報》賠償6萬美元，因為該報登載了一些致編輯部的信，對鮑林的愛國主義表示懷疑；要求賓夕法尼亞州約克群反共聯盟賠償10萬美元，因為該組織根據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的報告出版了一本小冊子；聖路易斯《全球民主》雜誌發表了一篇反對鮑林的社論，鮑林要求賠償叨萬美元；紐約《每日新聞》稱鮑林是親共“半公開的美國喉舌”，他又要求賠償50萬美元；他還要求赫斯特報業集團和國王報刊辛迪加賠償100萬美元，因為右翼專欄作家、一直與鮑林作對的老冤家富爾頓·小劉易斯寫了一篇攻擊他的文章。

與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發生的糾葛，再加上其他方面一些不順心的事，其中也包括那次懸崖遇險的經歷，鮑林的身體日益消瘦。以前，他對一些批評意見通常採取不予理睬的態度，如今，無論批評來自右派還是左派，他都變得非常敏感。在參議院聽證會後的兩年時間裡，他就得罪了不少以前在和平事業中的盟友。他辭去了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發起人的頭銜，不再搭理創始人諾曼·庫辛斯，認為他向託德屈服了。他認真地考慮了是否要向《原子科學家學報》起訴，要求賠償100萬美元。鮑林曾一度透過愛因斯坦的原子科學家緊急委員會幫助過這家雜誌，但是，這家雜誌卻刊登了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有名的反對核武器積極分子本特利·格拉斯將他與特勒混為一談，認為這兩個科學家在解釋核試驗資料時都心懷鬼胎，染上了各自的政治色彩。這家雜誌的編輯部工作人員花費了好幾周時間勸說鮑林取消這次訴訟。在此之後的許多年裡，鮑林與這家學報和它的編輯歐仁·羅比諾維奇再也沒有多少聯絡了。由於普格瓦什會議的組織者堅持邀請格拉斯、羅比諾維奇等他不贊成的人與會，他也和會議組織者鬧翻了；他感到，普格瓦什的討論會已經由超越政治自由公開地表達新思想的講壇，淪為只會鸚鵡學舌重申官方政府路線的場所。

促使他敏感性發生改變的另一因素可能就是愛娃·海倫。在意識形態上，愛娃向來比丈夫更左。她個人認為，那些基於宗教信仰的老式和平團體是“反動的”，而像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那樣的新組織也好不到哪裡去。這些組織都不願意將反對核試驗的活動置於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上。她想，如果你不去變革醞育戰爭的經濟制度，怎麼能夠消滅戰爭呢？此時，鮑林在批評美國社會時，用詞也就更加尖銳了。資本主義是一種因素，還得加上國防工業和華盛頓當局之間的骯髒交易。為什麼有人對禁止核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