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部分(第3/4 頁)

手下有一個研究小組使用金魚作為試驗動物進行了一系列實驗。幾十條金魚被置於一隻只碗裡，碗中滴入一定劑量的麻醉藥，並且配備了用於控制溫度的儀器。研究人員密切地注視著一隻只碗，隨時檢測溫度的情況，議論著每一條金魚是否真正進入了失去知覺的狀態。化學系那些高年資化學家看到這一番景象，一個個搖晃著腦袋，表示不解。

鮑林在其他方面的研究進展都不大。那時，他在緊張地為和平事業而奔波，同時還要應付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聽證會，然而他還是趕在規定時間之前完成了《化學鍵的本質》第三版的修訂工作。這一版並沒有得到評論界的熱情歡迎。書中仍未論及馬利肯的分子軌道理論，然而這種理論在當時已為愈來愈多的化學家接受。這一次，評論者開始責備鮑林這種視而不見的迴避態度了，鮑林為此辯解道，分子軌道理論的數學味道太濃，他無法對其作一般性論述——“我一心一意想讓這本書通俗易懂些，”他在給一位評論者的信中寫道——但是，有好幾位記者向他提供了幾個應用分子軌道理論的簡單例項，說明未必一定要作冗長的計算，鮑林才收回自己的說法，開始談起準備出第四版時，更多地注重分子軌道的理論。

但是，此時已經造成了相當大的影響。鮑林作為化學鍵理論的先驅，現在看來已經落伍了。“在第三版中，他基本上沒有——也不想——觸及當時已經頗為流行的課題。這決非一時的疏忽，在很大程度上應歸之於他的成見，”他從前的一位學生評論道。“根據我得到的感覺，我想，這也是其他崇拜鮑林的人的感覺，這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

不過，那年春天的奧斯陸會議又一次振奮起鮑林的精神。來自15個國家，大約有35名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還有25名社會科學家，參加了這次會議，其中包括4名來自蘇聯的代表。迦納·賈恩和諾貝爾學院的代表以觀察員身份出席了大會，對鮑林順利地主持這一次會議表示很讚賞。作為大會的高潮，一致透過了一份簡要陳述目標的公開提綱。這份“奧斯陸宣告”呼籲現已掌握核武器的國家禁止向其他國家和國家集團擴散核武器，全面禁止核試驗，實行普遍和全面的裁軍，研究如何從軍事化經濟向非軍事化經濟過渡的問題。作為會議的結果，在奧斯陸大學的大型奧拉會議廳舉行了一次公眾的集會，到會聽眾有五百多人。會上，宣讀了這份宣告。由於鮑林具有傑出的公關才能，美國的新聞媒體對這次會議作了廣泛的報道。“幾乎每一件事都做得完美無缺，”會議閉幕時，鮑林情不自禁地說道：“奧斯陸大會棒極了。”為了祝賀鮑林和這次會議的成功，挪威學生和許多和平人士在奧斯陸街道上進行了一次火炬遊行，這更是一件錦上添花的喜事。

四面楚歌

1961年9月，蘇聯人又開始進行核試驗。鮑林從新聞節目中聽到這一訊息後，立即致電赫魯曉夫，“以科學的名義”要求蘇聯人重新考慮他們的決定。

赫魯曉夫沒有聽他的話。肯尼迪跟著也發表了自己的公告，宣佈美國可能被迫恢復核試驗——他說，進行地下核試驗，不會散發出放射性。鮑林向這兩個國家的領導人寄發了許多表示憤慨的電報和信件。指出放射性塵埃的危險性，以人類的名義勸他們停止核試驗。赫魯曉夫在東拉西扯長達8頁的回信中，將過錯一古腦兒全推到西方要重新武裝德國的決定上。肯尼迪則一聲不吭。

在9月到11月之間，蘇聯人肆無忌憚地進行了世界上有史以來最為瘋狂的一系列核試驗。有一次試驗測得的量級高達5800萬噸。據鮑林的估計，由此散發出來的放射性可能會造成16萬名兒童有先天性缺陷，僅是碳14含量的增加就足以在未來幾十代人身上造成400萬例流產、死胎和生育的缺陷。“這無異於對千百萬人的謀殺，”鮑林對媒介說。“堪與法西斯將猶太人送進煤氣室事件相比。”

此時，鮑林計劃著對蘇聯作一次訪問。

早在這新一輪核試驗進行之前，他就接到了邀請參加羅蒙諾索夫建立俄羅斯科學250週年的慶祝活動。鮑林不想用謝絕邀請的方式抗議蘇聯人的試驗，他認為最好還是藉此機會開啟交流資訊的渠道，向蘇聯人宣講和平的重要性。他還要提醒蘇聯化學家：他的化學鍵理論是正確的，時機也許不大好，但他始終感到，不斷增加理性的討論，才是處理國際問題的有效途徑；不錯，1961年是豬灣事件發生的一年，也是建造柏林牆的一年，但是，鮑林要透過自己的訪問來表明，在國際關係中，還有比恐嚇和威嚇更好的辦法。他要展開具有他個人特色的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