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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林花了大量時間做這些事情。他首先寫信給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迦納·賈恩，徵得他同意開放諾貝爾學院作為開會的場所。他又說服施韋策、羅素和另外二十名知名人士充當會議的發起人。他將這次會議定名為“研究核武器可能擴散到更多國家或國家集團的問題的大會”——不過，其他人都將其稱為奧斯陸大會。他又開始為大會籌集三萬美元的經費。最後，鮑林夫婦還得自己掏腰包為這次會議支付很大一筆費用。

在此期間，鮑林在愛娃為他安排的一次聚會上慶祝了他的週歲生日。那天晚上，他興奮極了，身邊都是老朋友、同事和以前的學生。他們已散佈於各地，許多人已經多年不見了。來參加晚會的人中，有一位特別受歡迎，他名叫戴維·哈克，90年代鮑林的學生，後來在蛋白質研究中又成為他的競爭對手。哈克和鮑林各自都經歷過輝煌的歲月和消沉的時刻，現在，哈克回憶起自己學生時代的趣聞和軼事，引來了陣陣鬨堂大笑聲，後來給大家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成了鮑林的名言。哈克問起他當年的導師：“鮑林博士，您怎麼會有那麼多好的想法呢？”鮑林想了一會兒，回答說：“噢，戴維，我的想法很多，其中的壞想法被我拋到九霄雲外了。”

鮑林仍然是老樣子。儘管他爭取和平的活動足以使許多調查委員會忙個不停了，但他仍能找到一些時間進行科學研究的工作。

他對《大學化學》進行了修訂，出了這部教材的新版本。他對朋友說，他打算就分子學的基本知識寫一本新書。關於精神醫學的研究專案已處於福特基金五年期資助的收尾階段，但他還拿不出多少值得炫耀的成果。對精神病患者一次又一次進行的尿樣分析和血液檢驗，已經顯現出若干令人欣喜的跡象，但還談不上找到一種簡單的辦法可以臨床應用於他相信能夠醫治的苯丙酮尿症。尿和血液的化學成分品種繁多，使用現有技術還無法進行有效的分析。能夠進行的分析表明，這些複雜的體液所含化學成分因人而異，而且差別非常大，因此，要斷定哪一種具體的因素直接造成了精神障礙方面的疾病，難度是很大的。

關於大腦的功能，鮑林曾經提出一種頗為重要的新見解，可惜它與精神醫學研究的課題並沒有多大的關係。多年來，他一直在思考著他在1952年從一位內科醫生的談話中聽到的一個結論，就是氙氣是一種絕妙的麻醉劑。他非常重視，因為根據他本人的經驗，氙是自然界中最不活躍的惰性氣體。與任何元素都不發生化學反應的元素，怎麼會有如此神奇的生物學功效呢？

七年時間過去了，他終於找到了答案。他在瀏覽一篇關於一種具有長鏈結構的烷基置換按鹽水化物結晶結構的論文時，突然想到水可能就是那種麻醉劑問題的答案。在此之前，他已表明，水分子可以聚集在其他幾種元素尺寸相宜的分子周圍，形成水化物。這是一種以其分子為核心且是多面體形狀的框架，其特性與普通的水有明顯的區別。水化物在某些方面的性狀與冰晶體相像。如果在大腦中的蛋白質側鏈周圍形成了穩定的水化物，從而使氮氣起到了麻醉劑的作用，那麼又會發生怎樣的情況呢P在形成這樣一種水的框架結構的過程中，大腦中這種晶體就可能阻礙臨近的蛋白質側鏈和離子的運動，減小腦電波振盪的振幅，從而導致意識的喪失。用一種比喻的說法，就是氙氣凍結了大腦的活動。

接下來的一年裡，鮑林閱讀了大量文獻，他認識到，自己的理論不但在麻醉領域裡是全新的概念，而且也適用於許多諸如氯仿和氧化氮那樣的由水化物構成的其他麻醉劑。降低大腦的溫度也能產生類似於麻醉劑的作用，這一現象對他的理論是一種有力的支援。鮑林認為，在這兩種情況下，其結果也許都可能與微晶的形成有關。1960年春天，他開始起草一篇論文——並吩咐他的一位新來的學生設法找到有關的證據。這名學生就是弗朗克·卡奇普爾，以前在施韋策手下的醫務主任，他後來跟鮑林來到了加州理工學院。在兩次會議上，鮑林介紹了初步得到的結果，他的想法得到了與會者的好評，這使他深受鼓舞。一位有名的麻醉師稱這些結果“非常巧妙”，“令人著迷”。儘管卡奇普爾尚未找到任何強有力的證據，鮑林還是決定將這些想法在雜誌上發表。他的論文題目是“普通麻醉的分子學理論”，刊登在1961年7月號《科學》雜誌上。鮑林將其視為十年前關於蛋白質結構研究以來自己所做的最重要工作。為了證明其結果的正確性，他又從自己的實驗室中抽調了更多的人力投入這一課題的研究。

低溫有利於結晶，對麻醉的要求就可以降低。為了檢驗這一理論，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