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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些理事們希望在捐出大筆金錢之前先清楚地瞭解一下這筆錢的具體用途。現在的趨勢是，將數額較小的贊助分撥給由某一位科學家領導的具體的研究專案。理事們希望看到成果。當然這意味著基金管理人更嚴格地對專案進行監督，並能夠眼光準確地從眾多參與角逐的科學家之中挑出勝利者來。梅森相信韋弗的判斷力。他對韋弗解釋說，這就是他希望韋弗掌管自然科學部的原因。

韋弗吃驚得說不出一句話。這一工作的前景讓他感到目眩和神往。在38歲時，這位脾氣好，長著一張聰明面孔的實驗失敗者和中層學術經理人被請來執掌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學贊助機構。他將擁有開闢新的研究領域的權力，成全或毀滅一個人的學術生涯，分配數百萬美元的經費，甚至改變科學歷史的程序。

他迫不及待地接受了這份工作。

韋弗本人的獨創思想可能很少，但是他善於發現別人的思想。他特別熱衷於一種新的生物學。儘管他本人沒有受過這方面的教育，但是他相信那裡正孕育著一場科學革命，將誕生一種能夠大大改善人類生活的新方法。和諾伊斯一樣，他相信更為“成功”的自然科學——數學、物理和化學——其方法如果能應用到生物學上，將促成這一學科的一場革命。他把這稱為“物理科學對生物科學的友好入侵”。

在談及自己30年代早期的思想時，他甚至不用“生物學”這個詞，先是稱之為“生命的過程”，然後在1936年發明了一個恰當的名稱：分子生物學。他對洛克菲勒基金的理事們說，這將改變我們對生命世界的看法。舊生物學關注的是整個有機體，而分子生物學關注的是單個細胞中的未知世界、新陳代謝的過程與單個蛋白質的結構。定量的測量將支援定性的觀察。運用從化學和物理學中得到的普遍的自然規律，生物學將從野外走進實驗室。在此，新一代科學家將運用令人匪夷所思的強大的實驗裝置，如X射線晶體學儀器、超高速離心器和日益強大的顯微鏡，來發現生命的本源。

韋弗並不是唯一抱有這種熱情的人。20年代末，H·G·威爾斯和胡裡安·赫胥黎出版了一本暢銷書《生命科學》，通俗地概述了這一領域的科學，代表了一小批抱有同樣觀點的英國和美國科學家的思潮。不久，他們寫道，“以超越我們想象能力的理論和實踐知識武裝起來的生物科學”，將可能“最終左右人類的發展”。科學家將“直接對遺傳物質動手術，使未來的優生學成為可能的現實”。那時，人類將改良任何一個物種，包括人自身，就像改良小麥和玉米的品種一樣。

韋弗將這一思想又向前推進了一步。他對洛克菲勒基金的理事們說，基於實驗室的對生物學和心理學的研究工作，將揭示導致暴力、鬱悶、失常和性問題的分子結構，從而幫助“人們使自己的行為理性化”。他說，從現在開始，洛克菲勒基金應致力於使用最有力的新興科學技能來揭開人類身體和大腦的神秘面紗。理事們大多是保守派，他們被能發現社會動盪的根本因素這一思想打動了。他們全權委託韋弗執行他的這一名為“人的科學”的計劃。從那以後，洛克菲勒基金不再贊助那些與生命科學沒有直接聯絡的數學、物理和化學。

韋弗深知，新計劃的成功取決於找到那些能夠把各自的技能應用到新領域中去的化學家和物理學家。鮑林在化學上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近來又開始對生物化學問題發生了興趣，是一個合適的人選。作為洛克菲勒基金自然科學部主任，韋弗上任後的第一批事情之一就是撥給鮑林兩年各兩萬美金——足夠鮑林支付五個博士後和一個專職助手的薪水，還有些餘錢可以用來購買儀器、試管、晶體、膠捲、變壓器和其他一些必需的專門裝置。這甚至超過了鮑林因大蕭條而損失的研究經費，同時也標誌著兩人長期互利合作關係的開始。

就加州理工學院而言，洛克菲勒基金有所側重的資助方案有利也有弊。新的安排意味著天文學、地質學和數學、物理、化學領域多數的研究專案——與生物學和心理學無關的學科，將失去獲得資金的機會。照韋弗的說法，一分錢也拿不到。甚至密立根也不能說服基金會來贊助他的宇宙射線的研究。但是，摩爾根的遺傳學研究將獲得洛克菲勒的慷慨資助，鮑林的研究同樣如此。

在加入洛克菲勒基金會不久，韋弗就訪問了加州理工學院，並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諾伊斯精心安排他參觀了蓋茨實驗樓，並向他介紹有機化學發展的長期規劃——他聰明地稱其為生物有機化學——和自己的人才儲備，特別提到了鮑林。那天晚上，韋弗在日記中寫道：“諾伊斯對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