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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露面，外出旅行，講演，提高學校的知名度，並吸引大筆的贊助。其他的一切事務都委派別人去做。他說：“作為行政管理人員，我出於某種原因，養成了把幾乎所有事情都交給別人去辦的習慣。”他讓自己以前的研究生斯特迪文特當了自己行政方面的助手。這一選擇十分正確，因為斯特迪文特務實、果斷——他負責化學系的儀器車間，在日常行政事務之外還設計並製造了一些精密的化學儀器裝置——在一個教授的記憶中，他是“我所認識的人中最能幹的一個”。

大多數其他的日常決策都由系裡的一些常設委員會來制定。甚至連新的系務理事會機構這樣一個棘手的問題，也非常容易地解決了：對任何新教師的錄用或是別的重大決策，鮑林並不採取所有教師投票的辦法，而是透過小範圍的投票來解決。在此，鮑林同樣顯示了他的才幹：在投票之前，鮑林都會先去試一試水溫，透過非正式的談話達成一致意見，這樣就避免了許多公開的爭論。教師會議簡短有效，多數教授喜歡這種形式。

在獲得系主任提名後的幾個星期，鮑林在給一個朋友的信中寫道：“非常感謝你關於我的新職位的來信。我不知道將來會怎麼樣，但是到目前為止事情並沒有朝壞裡發展，因為除了在一些最無關痛癢的事情以外，我都成功地逃避了任何責任。”

關於鮑林“獨裁”傾向的憂慮看來是言過其實了。也許全系的科研重點有所轉移——諾伊斯偏好的是無機物理化學，而鮑林注重的是新的生物有機化學——但是教師們很快就意識到，不會發生什麼大的變動。系裡的生活平穩、和諧地延續著，至少在表面上看來如此。

只有少數例外。托爾曼，作為諾伊斯的好朋友，客客氣氣地和鮑林保持著距離；在客套之外，他們的關係再沒有熱絡起來。另外一個是唐·尤斯特，一個固執己見、獨來獨往的無機化學家。鮑林記得他“有些跟我作對”，也許是因為尤斯特對化學系的重點偏離自己的領域心懷不滿，也許是因為鮑林對上回尤斯特沒能找到他所預言的氙化合物仍耿耿於懷。尤斯特在加州理工學院一直呆到退休，經常和鮑林對著幹，在系裡的許多決策中他是唯一的反對票。他也不刻意隱瞞自己對鮑林的敵意，有時候發展到兩人一句話也不說的地步。

除了這些偶然事件外，加州理工學院化學系在鮑林的領導下不僅生存了下來，而且進一步壯大。兩年之後，鮑林驕傲地向韋弗報告說，化學系的研究生數目從25個增加到了45個，博士後的數量也翻了一番。學生們擁向加州理工學院，不僅因為諾伊斯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化學系，而且因為現在鮑林是掌門人。他以自己的化學鍵和分子結構思想推動著化學的發展，在前面領路。30年代中期的一位研究生維納·舒梅克說：“許多學生是因為聽說過鮑林的名字，所以才到加州理工學院來。他也沒有讓任何人失望。他總能創造一個接一個或大或小的奇蹟。”理查德·諾伊斯，依利諾伊大學化學系主任的兒子，在30年代末本可以到任何一個研究生院去學習，然而他選擇了加州理工學院，因為它“欣欣向榮，……是世界上學習結構化學的最佳場所。”那時候，鮑林的學生，所有化學系的學生，都覺得自己是一個精英集團的一分子。鮑林的過人智慧和個人風格造就了這種特殊感。他並不隱身於辦公室，只有在研討會發言或者主持會議時露露臉。他現在不必擔心自己牢固的地位，時常在走廊裡走動，把腦袋探進實驗室，和任何一個碰見的人聊聊天、開開玩笑。新生原來以為會遇見一個拒人於千里之外。令人肅然起敬的偉人，然而卻發現他友好、隨和，而且異常年輕——他只比多數研究生大十歲——他詢問他們的興趣，傾聽他們的想法，坦率地談論自己的看法，而且最令人驚奇的是，他能平等地對待他們。他邀請學生和博士後到自己的家裡聽唱片，吃早點，在感恩節共進晚餐。有時，他們還替鮑林看孩子。他率領他們到沙漠去野營。鮑林的風格隨意奔放——西部風格——與別的總是以先生或教授稱呼的化學系大異其趣。在加州理工學院，在鮑林的軌道上，真實、創新、領先的化學既令人興奮，又讓人感到充滿了樂趣。

系主任一職在鮑林身上也產生了一種中和的作用。愛娃有了鮑林新的工資作後盾，更加刻意地將他打扮得符合他的新職務。她為鮑林買了更加昂貴的西服，把他打扮成加州理工學院的時裝模特兒。鮑林在講課的時候也不再斜依在講臺上。與路易斯在一起時，兩人也更加班配，令路易斯欣喜萬分。

鮑林渾身是勁。在36歲的時候，他在自己選擇的領域中成名，領導著世界上最強大、最有影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