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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但壞事變好事，現在做大哥大、BP機生意，活得蠻瀟灑。境遇大變而習慣不改，每天無論電視、廣播、報紙上的臺灣新聞一定要看、要聽，關心臺灣問題的興趣超過關心生意的興趣。年輕時曾去過臺灣，非常希望還能故地重遊。

陳菲菲老人——參軍後，先當了幾年文工團團員。1955年從事對金門有線廣播播音工作直至退休。這是一位“我這一輩子和金門國民黨軍弟兄們講的話可能比和自己丈夫孩子講的話還要多”的女性。“陳菲菲小姐”的名字在金門知名度極高，一個從臺灣回來定居的老兵說：在金門幾年，陳菲菲小姐的談話給了俺很多安慰，不管怎麼說，這是從大陸傳來的女人的聲音啊，她使俺想起留在家鄉的娘和老婆”。

周：五十年代初期，我軍開始對金門搞有線廣播喊話。當時工作、生活條件非常艱苦，　人就是住在地堡裡，　根本沒有營房住。我在地堡裡整整住了十年，直到1963年病倒，發燒42度，連續12天人事不省，進醫院，才第一回住了樓房。人員來自四面八方，土生土長，都是二十郎當歲，文化不高，也沒有什麼專業知識，邊幹邊學。

吳：我原來在小嶝島一個連隊當文化教員。上邊物色會講閩南話的播音員，到處找不到，聽說我會講閩南話，就把我調到角嶼廣播組。連隊生活很枯燥，廣播站自由一些，又有唱機唱片，我很高興。那時候也沒有什麼學習培訓，稿子發下來就播，有一次，把“不侮辱俘虜人格”念成“不悔辱”，別人說：你可能唸錯了。我查字典，才知道確實錯了。以後就加強學習，中央臺的閩南話廣播每一次都聽，琢磨人家是怎麼播的。廣播組有一架丹麥造鋼絲錄音機，寶貝得很，捨不得用，都是對著麥克風直播，一喊一晚上。

陳：我原來在軍區文工團當演員，1955年調到廣播站工作，從比較舒適的環境一下子來到一個相當艱苦的環境，開始很不適應。你想想，6平方大的一個小地堡，住好幾個人，雙層鋪，男下女上，他吳世澤睡下鋪，我就睡在他上面。又沒有女廁所，解手要翻過壕溝，跑到遠遠的山底下去，說出來都不好意思。另外就是工作、生活非常單調、平淡，沒有女伴在一起說悄悄話了，對著麥克風，也看不到過去舞臺下面觀眾的笑臉，聽不到熱烈的掌聲了。現在想一想，那時能堅持下來真不容易。我不知多少次一個人跑到樹底下哭鼻子。回來不能讓別人知道，還得裝成挺高興的樣子笑。

周：雖然艱苦，但大家乾得很投入，很賣力，因為工作還是有成效的。我們的收聽物件主要是國民黨哨兵，特別是夜晚，他站在那裡沒事幹，無聊，就有可能靜下心來聽聽海對岸講些什麼話。有線宣傳與無線宣傳最大的區別在於：無線宣傳有選擇性，不愛聽關機不聽就是了。而有線廣播宣傳帶有強迫性，我喇叭一響，你不聽也得聽。我們估計，國民黨一個連平均每天有三十多個人上哨，相當一個排，他海邊幾個團加在一起就有一兩個營的兵力每天必須得聽我們的廣播。我們的節目內容有“祖國建設”、“棄暗投明獎勵規定”、“寬待俘虜”、“蔣軍在大陸家屬通訊”等等，一組稿七、八篇，來了新稿撤舊稿，趕得及錄音播，趕不及就直介面播，和尚唸經，天天念。那時國民黨的兵絕大部分都是從大陸撤逃過去的，他們特別希望聽到家鄉和親人的訊息。

陳：過了一段時間，我慢慢也感到自己的工作很重要有意義了。例如，從望遠鏡裡，可以清楚看到那些修工事或站崗的國民黨士兵，呆呆地望著大陸這邊，顯然是在聽廣播。還有一次，一個當官模樣的人，指手劃腳把聽廣播計程車兵都趕跑了，可是自己卻坐在海邊獨自聽起來了。有時特別可笑，蔣軍軍官為了不讓士兵聽我們廣播，就在我們播音時敲鑼打鼓，或把士兵集合起來跑步。那時候，金門經常有國民黨士兵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泅渡過來投誠，他們不光把我們的起義投誠政策背得牢牢的，連我們有些廣播稿也大致能說出來，這使我們感到很興奮很受鼓舞。另外，後來金門也模仿我們，架設大喇叭對我們廣播，對祖國造謠、醜化、誣衊、攻擊，我聽了很氣憤，心想一定要用我們的宣傳壓過敵人。我便不知不覺進入角色，安心幹這行啦。

張：那時，對金門廣播最有震撼力的是我國民黨軍官兵的親屬喊話。我記得蔣軍27師師長林初耀是廣東梅縣人，我們去梅縣把他母親請來，他母親哭著對他說：“兒啊，你可千萬別幹壞事呀，幹了壞事咱娘倆就再也見不著面了。”據泅過來的投誠兵說，正好被林初耀聽到了，他呆呆的不吭氣，好多天情緒不高。後來國民黨把他調回臺灣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