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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這樣一直分析下去,弄得支離破碎。專業化的結果,很難找到整體化的解決方案,正應著莊子當年所說:“天下的人多各執一察以自耀。”一察就是一端,看到一個部位,便要以偏概全。好像耳、目、鼻、口一般,各具相當功能,卻無法互相通用。�
中國人原本的想法,既然二分法是一種罪惡,為什麼不設法避免?一分為二之後,當然可以二合為一。中國人不反對分析法,只是在分析以後,必須加以綜合。中國人重“合”,以綜合法來統合經過分析的東西,稱為“全方位的觀點”。�
中國式管理,同樣講求全方位。莊子說:“萬事有所分,必有所成;有所成之後,也就必有所毀。一切事物,若是從通體來看,既沒有完成,也沒有毀壞,都復歸於一個整體。”�
把二看成三,便是分析成為二之後,不要二中選一,因為“二選一”的結果,往往趨於極端。梁漱溟指出:“把一個道理認成天經地義,像孔子那無可無不可的話不敢出口。認定一條道理順著往下去推,就成了極端,就不合乎中。”他認為“事實像是圓的,若認定一點,拿理智往下去推,則為一條直線,不能圓,結果就是走不通。孔子“無可無不可”的主張,即是把“可”與“不可”這兩個極端的概念,看成三個。把二看成三,才看出一個“無可無不可”。�
依西方二分法的標準,無可無不可根本就是是非不明,不敢負責,不願意明說的表現。受其影響,現代中國人不瞭解“無可無不可”,竟然也跟著鄙視起來。�
中國式管理依據無可無不可的原則,凡是兩個概念,都能夠看出三個,無形中又多了一種選擇,所以彈性更大,包容性更強,其實就是“合”的效果。�
例如西方勞資對立,員工是勞方,資本家是資方,雙方往往各執一詞,很難達成協議,更不容易建立共識。各說各話,劃“分”出不同的立場,然後討價還價,才勉強和解,但是其中的問題,仍然存在。�
中國式管理把二看成三,在勞資之外,看出一種“介”方,也就是媒介的意思。平時老闆和員工之間的溝通,儘量採取間接方式,透過幹部的承轉,養成習慣之後,一旦勞資有不同的看法,自然也會透過幹部,讓老闆擁有迴旋的餘地,比較容易化解問題。不像現在這樣西方化,勞方遇有問題,都要與老闆面對面直接溝通,弄得老闆不像老闆,失去應有的尊嚴,乾脆一氣之下,關門不當老闆,結果還是員工更加倒黴。�
有問題必須解決,乃是西方式的管理心態。西方一分為二,問題只有“解決”和“不解決”兩種選擇。於是解決的視為負責、盡職、有擔當;而不解決的即視為不負責、不盡職、缺乏擔當。中國式管理,把二看成三,知道不解決不行,問題一直持續下去,終究
有一天會惡化,以至無法解決,或者更加花費成本。但是解決也不行,因為這個問題解決了,勢必引起其他的問題,甚至爆發更多、更麻煩的問題,到時候吃不了兜著走,豈不悔恨已晚?�
在解決和不解決之道中,有一條“合”的途徑,稱為“化解”。中國人喜歡“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便是在無形中既“解決問題”,又避免後遺症,或者把它減到最少的地步。“化”的功夫了得,是中國人的太極功法,看起來沒有什麼動作,實際上把所有問題都化解掉,化到好像沒有問題要解決,這才是把二看成三的實力。
第二章 管理的思想形態第二節 跳出二分法的陷阱(2)
二分法與三分法之爭�
西方人一直拿“二分法”沒有辦法,擺脫不掉二分法的陷阱,不得已把它稱為“必要的罪惡”。�
中國人講陰陽,很簡單的“一陰一陽之謂道”,輕易地破除了二分法的思考障礙。陰陽並不代表兩種不同的東西,它不過是“一”的不同變化。陰可以變陽,陽也能夠變陰,一切無非是陰陽消長的結果。由於陰陽消長的動態表現,使得宇宙永珍,時刻都在變易,也助長了中國人腦海中“不一定”的觀點。“不一定”如果和“一定”相對待,那就是二分法的思考,因此中國人的“不一定”,實際上包含了“一定”在內,而一定的時候,也會有不一定的可能性,可見中國人的不一定,其性質也相當不一定。�
有一位老闆,很熱心地自己開車送筆者回新竹。那一天我們在車上談了很多問題,快到新竹的時候,他問:“究竟是運氣重要,還是努力要緊?”�
筆者回答:“當然運氣要緊。”�
他非常高興,接著說:“果然如此,運氣好的時候,好像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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