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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國人說話，講究“妥當性大於真實性”，說一些聽起來比較妥當的話，比這些話本身的真實性要來得重要。個人與個人之間，居於“你對我好，我沒有理由對你不好”的互動關係，心與心的感應，成為最有力的約束。關心他，等於把他的心關起來，效果最大。�

具體之中有模糊；透明之中掩蓋了不透明的部分；明確到不明確的地步；文字自身的彈性很大，怎樣解釋都可以，便是互動主義的精髓。�

從某種層面看，美國式管理同樣有很多地方，中國人運用起來，也能夠得心應手。這種情況，對日本式管理而言，也說得通。�

中國人奉行互動主義，在美國老闆的領導下，儘量依照美國式管理而行；在日本老闆的主持下，充分依據日本式管理來因應；回到中國老闆的公司，馬上用中國式管理來互相感應。中國人擅長入鄉隨俗，適應力極強，步伐調整得十分快速，應該是拜互動主義之賜，一切視情勢的變遷而轉移。�

說好聽，中國人善於隨機應變；說難聽，中國人精於見風轉舵。而歸根究底，中國人尊奉互動主義，當然“一看臉色不對，趕緊改變”。合理的察顏觀色，加上合理的因應變化，便是我們常說的“中庸之道”。�

中庸就是合理�

朱子當年曾經說過：無一事不合理，才是中庸。後來反而被“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給淹沒了，弄得很多人對中庸產生誤解。�

中庸主義如果稱為合理主義，豈不更容易明白真正的用意？合理的因應，便是我們常說的中庸之道。變來變去，目的在求合理，就不是亂變。�

合理不合理？答案是很難講。中國人經常把“很難講”掛在口頭上，意思是合理與否，很不容易論斷，必須格外謹慎小心，才能夠判明。由彼此彼此來商量一個合理的解決，成為中國式管理協調的主要過程。合理，大家都好說。

第二章 管理的思想形態第五節 合理追求圓滿

從組織成員所表現的行為，從成員的行為特徵，可以看出管理的基本性質。�

一般說來，西方人比較重視“理性”的思考。他們習慣於“依據是非來判斷”，而且接受“對就是對，不對便不對”的二分法概念。只要表現出“是”的行為，彼此便認為“對”而加以接納。�

西方社會的是非，似乎比較單純。法律的規範，加上專業的評估，以及大多數人的意見，分辨出來的是非，便成為大家判斷的依據。法律人才很多，法律事務繁忙，佔去很多管理成本。政府利用法律條文來規範大眾的行為，而專業人士則運用專業知識來控制人們的行為。法律和知識不足的時候，採取多數表決的方式。西方人雖然內心也會懷疑，這樣的管理，到底合不合乎理性的需求？但是大多數西方人，都循規蹈矩的安於如此這般的“法治”生活。�

中國人的理想比較高遠，不能滿足於法律、契約和種種規定的束縛。�

依中國人的實際體驗，法律條文永遠不夠周延，再怎麼嚴密，都欠缺一條，而且正好是我們所要尋找的那一條。就算找到我們所需要的條文，馬上發現中國文字實在非常奧妙，同樣一條文字，任憑你怎麼解釋，都可能言之成理。中國文字的彈性大，文法結構也很鬆散，用來訂立法律條文，解釋起來往往會引發很多爭議。�

契約的擬訂，必然有利於提出的一方，否則不可能獲得透過。被要求籤訂的一方，經常處於弱勢。簽訂的時候，好像獲得簽訂的機會，比簽訂的內容更重要，哪裡還能夠推敲、思考、提出疑問、推遲簽約呢？�

常見的情況是：拿到契約的時候，看看是不是通用本，大家都一樣？如果是的話，那就比較放心，反正大家都敢籤，我還擔心什麼？�

既然是通用的版本，而且那麼多人都簽了，我就不好意思多費時間逐條審視。因為再仔細看，老實說也弄不清楚它的真正意義，而停頓久了，看得仔細就表示對提出的人不夠信任，徒然增加彼此之間的不愉快，將來真的發生爭執，必然採取更加劇烈的手段，對自己不利。�

中國人簽訂契約，多半是居於“到時候不認賬”的心理。“怎麼會有這樣的條文？早知道有這種規定，我根本不會籤”。中國人並不是存心抵賴，我們的道理十分簡單：合理的約定，必然遵從；不合理的條文，就算簽訂了，也不算數。用這種態度來約束提出契約的人，必須力求合理，畢竟相當有效。�

相反地，中國人擬定契約的時候，也會略為嚴苛一些，對提出的人比較有利，將來執行的時候，放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