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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沒有對民主牆的活動進行干預，大字報的作者們越來越大膽了，聚集在民主牆前的人也越來越多。到了11月底，大字報上有關民主與人權問題的討論成了一大特色，一些大膽的人開始散發傳單和報紙。三個月以後，這項運動變得更為激進，有些人甚至到政府機構的門前靜坐絕食，以示抗議運動還向其他許多大城市蔓延，而且對鄧小平的態度上越來越不友善。

剛開始的時候，鄧小平無疑是欣賞這項運動的。因為它繼承了天安門事件，推動了真理標準問題的朗討論鄧小平認為天安門事件是革命的，而不是反革命事件。這一事件使他成為英雄，使他的政敵成了反派角色。鄧小平堅信黨應隨時瞭解群眾的要求，這是一條正確的原則。但是，隨著這一運動的不斷深入，他開始察覺到了危險。繼續容忍這一運動，可能在政治上對他造成傷害。他政治上主要依靠的是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人，如陳雲、彭真。而這些人一直對黨領導之外的政治運動持懷疑態度。另外，這一運動可能會破壞一些社會秩序，而鄧小平以為，穩定的社會秩序乃是實現現代化的基礎。

鄧小平並未急於採取行動。在擬定完整的現代化政治理論之前，他沒有采取任何行動。在完成了這套理論之後，就在這時，他發表了一篇談話，這篇談話與他1956年在“八大”上所作的報告同樣重要，均可看作是他個人的政治宣告。這篇報告補充了他12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並提出了一些指導方針，這些方針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方針，這些方針集中體現了鄧小平思想的精華，因而非常值得我們進行探討。

鄧小平是3月底在黨的理論工作者會議上發表這篇談話的。他首先回顧了逮捕“四人幫”以後的形勢，認為粉碎“四人幫”以後的形勢基本上是好的，接著談到了所面臨的困難。由於有這些困難，因此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任務是很艱鉅的。鄧小平說，他想說的是思想政治方面的問題。接著，他直截了當地談了自己的想法：　中央認為，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這四項是：　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接著說，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待的”，我們要同懷疑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作堅決的鬥爭，不論它是“極左”（例如林彪和“四人幫”）的還是右的：　現在有一些人散佈所謂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言論。一定要徹底駁倒這種言論。首先，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中國人民從五四運動到現在六十年來的切身體驗中得出的不可動搖的歷史結論。中國離開社會主義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絕大多數人決不允許歷史倒退。其次，社會主義的中國在經濟、技術、文化等方面現在還不如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是事實。但是這不是社會主義制度造成的，從根本上說，是解放以前的歷史造成的，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造成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

鄧小平還解釋了為什麼在社會主義階段還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我們已經作了大量的宣傳，說明無產階級專政對於人民來說就是社會主義民主，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勞動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歷史上最廣泛的民主。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敵特分子，有各種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壞分子，有貪汙盜竊、投機倒把的新剝削分子，並且這種現象在長時期內不可能完全消滅。同他們的鬥爭不同於過去歷史上的階級對階級的鬥爭（他們不可能形成一個公開的完整的階級），但仍然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鬥爭，或者說是歷史上的階級鬥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遺留。對於這一切反社會主義的分子仍然必須實行專政。不對他們專政，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民主。這種專政是國內鬥爭，有些同時也是國際鬥爭，兩者實際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階級鬥爭存在的條件下，在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存在的條件下，不可能設想國家專政職能的消亡，不可能設想常備軍、公安機關、法庭、監獄等等的消亡。

關於黨的領導，鄧強調沒有黨的領導就會陷入無政府狀態：　離開了中國共產黨，誰來組織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在今天的中國，決不應該離開黨的領導而歌頌群眾的自發性。黨的領導當然不會沒有錯誤，而黨如何才能密切聯絡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