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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這兩個人向毛求救。毛支援了他們，於是他們乘機公開宣傳得到毛的支援，並且大喊大叫要發動運動反擊“右傾翻案風”。毛接著發表講話說有“一些領導人”從7月到9月散佈毫無根據的政治謠言，分裂黨的領導，攻擊“文化大革命”和它的成果。1月底，他講話的內容摘要被公安部部長華國鋒在通氣會上作了宣讀。在政治局中，華既不是“四人幫”的黨羽，也不是鄧的支持者。接著，毛講話摘要又向各省委作了傳達。據說，鄧除了外事工作，在政府中其他所有的職責都被剝奪了。無論有無此事，華宣讀毛講話摘要，等於宣判了鄧喪失了毛的信任，也失去了指揮黨與政府事務的權力。

對鄧來說，接下來的四個月，類似1966年7月至1月那段日子，他整天受到激進派分子的猛烈攻擊。但現在他對抗的態度就不一樣了。1966年他同意作一個羞辱自己的檢討，而現在，1976年，當毛透過葉劍英逼他再作檢討時，他堅決拒絕了。面對“四人幫”的強壓，鄧的策略是什麼也不說。在1975年3月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四人幫”及其追隨者曾當面攻擊鄧。鄧的做法就是關掉助聽器，稱沒聽到他們說什麼。

在1976年冬春交替之際，發生的重大事件是：周恩來逝世；毛任命華國鋒為代總理；北京人民群眾示威，鮮明表示懷念周，希望鄧做周的合法繼承人，並表示痛恨“四人幫”及他們的所作所為。

從1975年8月起，周恩來住進醫院再未出來。10月他做了至少是第三次手術，但手術不成功。到了12月，他經常處於昏迷狀態。他的妻子鄧穎超和葉劍英、李先念在他神智清醒時向他講講有關的政治情況。毛澤東本人在8月也做了白內障手術，他顯然未向周表示安慰和同情。他沒有讓周避開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攻擊，雖然他可以這樣做。周在1976年1月8日逝世。雖然鄧被政治隔離已有兩個月了，但仍獲准以中央委員會名義在周的葬禮上作合乎禮儀的悼詞。鄧小平避免顯示任何私人情感，以免被“四人幫”抓到把柄，說他和毛所不信任的人關係密切。他告訴毛，周在生命的最後幾天專注聆聽著毛的一首關於革命的古詩詞。他讚揚周謙虛謹慎、不擺架子、平易進入的優秀品德和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⑥。這些措詞都很謹慎。“四人幫”就是再不服氣，也無法否定周的人品舉止。

周的去世意味著毛終於不得不確定誰是周的繼承人。他著實猶豫了一陣子，很仔細地考慮了各個夠資格的人。一個月後，他告訴政治局，也許是透過他侄子毛遠新（他秋季住在毛家擔任毛的聯絡員）告訴的。他建議華國鋒負責管理政府工作，但先擔任代總理。

張春橋是僅次於鄧的副總理，他深感失望，顯出他沒多少政治遠見，“四人幫”垮臺後黨內傳達的檔案表明毛對他們的憤怒程度在整個1975年達到頂點。他甚至說過他認為“四人幫”誰也不合適擔當更高的職務。雖然華是個折中妥協後的人選，而且他僅從1973年才當選為政治局委員，但是他並不懷疑自己擁有擔當此任和贏得提升的才幹。他作為一個性情冷漠、缺乏想象力的人，可能沒有察覺到從長遠看他的地位是過渡性的，並不穩定。毛對他的稱讚固然是一筆很大的政治資本，但是一旦毛去世，這反而會成為他最大的政治負擔。如果“四人幫”要打倒鄧和他的支持者，華肯定會被“四人幫”看作是擋住他們去路的眼中釘。

在此期間，“四人幫”的行為也證明毛不信任他們是有道理的。不管華的地位多麼不穩，他畢竟是毛指定的繼承人，是當時中央的負責人，“四人幫”不僅不設法爭取華的信任，反而不同華商量就繼續批鄧。他們還指使寫作班子在報刊發表文章暗示華是個膽小、愚蠢和缺少經驗的人。更為狂妄的是，他們竟誹謗紀念週恩來，他們恨周，周也憎惡他們。現在周不在了，他們抹黑周除了滿足復仇欲外，什麼好處也沒撈到。相反，由於廣大人民愛戴周恩來，千百萬黨員也非常尊敬他，“四人幫”的這一行徑造成了很大的反效果，對他們來說，損失很大。2月、3月“四人幫”加劇批鄧運動。2月26日政治局決定可以在報刊和非官方的宣傳材料上點名批鄧。江青立即開始辱罵鄧，罵他“反革命老手”。江青還召集一次全國性的清洗幹部的會議，在會上她甚至罵鄧是“賣國賊”。鄧之所以還能免於被完全打倒，主要是毛有指示，說鄧的問題應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江青明確表示她不贊成這一指示，但華國鋒說領導集體必須遵守毛的指示。鄧沒有躲避起來，也沒有為不出席“四人幫”在3月召集的政治局會議找藉口，這次會議是為了專門批鄧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