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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院會議。在幾次政治局會議上同“四人幫”鬥爭一步不讓。鄧還視察了幾個邊遠省份，又去法國作了一次感性訪問。他還會見了幾十位外賓。

鄧從解決組織問題入手。這個問題最嚴重的是國營企業內部的不安定。許會企業士氣低落、紀律渙散。動亂在中國的運輸系統的主幹——鐵路和鋼鐵工業特別嚴重。鄧向主管工業的書記發表講話，提出加強“集中和統一”的口號和加強各種法令與法規，懲處各地製造麻煩的人。他透露，1974年發生七百五十五起重大鐵路事故（1964年才八十八起）。一個最重要的鐵路中轉站——江蘇徐州車站竟被當地一名造反派頭頭控制著，鄧說：　比如，徐州那個鬧事的頭頭“本事”可大了，實際上是他在那個地方專政。對這種人不及時處理，等到哪一年呀？我說，只等他一個月，等到3月底。如果再不轉變……那樣性質就變了。③然而，造反派頭頭對鄧的警告置之不理，於是鄧派部隊去徐州把那個造反派頭頭抓了起來。

鄧同時著手處理經濟發展戰略問題。他依據的是周恩來1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號召的到本世紀末實現中國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的觀點。周是1965年首先提出“四個現代化”的。毛不完全同意把“四化”放在優先的位置。現在，鄧先設法獲得毛的支援，他說：　“現在有一個大局，全黨要多講，大局是什麼，三屆人大一次會議和四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都講了發展我國國民經濟的兩步走設想：第一步是到198O年，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到2O世紀末也就是說，從現在算起來還有二十五年時間，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全黨全國都要為實現這個偉大目標的奮鬥。這就是大局。”④1975年夏季，在鄧小平的主持下，提出了三個報告。這個報告是，《關於工業發展問題》、《關於中國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和內容更加深刻和更具有挑戰性的《論全黨和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第二個報告的作者之一是胡耀邦。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當了許多年共青團第一書記。第三個報告的作者是鄧力群。他曾經當過劉少奇的秘書。由於當時黨中央缺少鄧小平相信的協調單位，胡耀邦、鄧力群擔當了鄧的參謀的角色。

鄧的作風是雷厲風行，幹事抓得緊，行動快。他在推行重要措施之前，先取得毛澤東的同意，並把他的所有政策和毛說過的話扯上關係。對他的敵人，他寧可對抗也決不迴避。至於“四人幫”他們，則犯了對他們十分不利中嚴重錯誤。他們陰謀破壞鄧小平推行的整頓，他們指責讓自1966年被貶黜的部長、官員和軍隊幹部恢復工作是“走後門”。但他們這次沒摸準毛的心思。毛現在最關心的是國家的安定團結，所以他批評“四人幫”搞分裂。接著，在那年春天，“四人幫”誤解了毛號召全國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的真實目的，又一次惹惱了毛。毛原想透過提醒全黨注意反革命的威脅依然存在，來平衡周恩來要求發展經濟的呼籲。張春橋、姚文元作出反應，寫出長篇理論文章，批判只關心物質利益和堅持“資產階級法權”，會首先產生新的資產階級，而後他們將問鼎國家政權。張說，新生資產階級將從黨內出現。姚說，新生資產階級將產生於社會上大量聚積財富的集團。這些文章沒有提出積極的具體的經濟綱領，也沒有補充周的經濟發展綱要，而只是赤裸裸地一味攻擊。

政治衝突在春天的兩次政治局會議上達到頂瑞。在第一次會議上，鄧在葉劍英、李先念支援下，批評“四人幫”濫用毛的指示。在第二次會議上，毛親自訓斥他們。他說，他們不聽他的“三要三不要”（要搞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⑤。毛要他們停止幫派活動，說由於他們結成幫派已成為事實，政治局必須討論和解決這個問題。這些嚴厲的批評使“四人幫”完全處於守勢。王洪文撒到上海，甚至江青也寫了篇短短的檢討。從夏天到秋天，鄧和他的支持者可以說事事順心。

然而，在1975年10月底或11月初，形勢逆轉。理由很簡單，毛判定鄧的計劃已開始威脅“文化大革命”成果。在毛看來，有兩件事情的發展他不能容忍。一是鄧用了“綱”這個詞來概括毛所作的一系列指示。鄧認為在這些指示中，毛強調了有必要推動安定團結，加速經濟發展。這種看法在毛看來顯然是異端，因為在毛心目中。“綱”只能是階級鬥爭。

另一件事是，鄧籤批同意清華大學開除兩個支援“四人幫”最積極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