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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五年國民經濟計劃確實得到了順利的發展。中國的工業基礎得到了發展，工業產量的增長率大大提高（並超過了既定目標），每年平均增長近20％。全國鐵路網增加了幾千英里鐵路線。然而，其他方面的發展則令人失望。尤其是農業產量的增長率一直很低（並低於既定目標），只有4％。這影響了輕工業的發展，並使黨面臨著兩種選擇：或者控制農村人口的增長以滿足迅速增長的城市人口的需求；或者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長以保證農村人口的正常生活。其結果是，兩者都要加以控制。

1956年春，黨的領導人一致決定，第二個五年計劃在農輕重的順序和方法上應當與第一個五年計劃有所不同。毛本人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長篇講話中表明瞭這個意見。他提出，農業和輕工業的投資比例要加重一點；要給省和地方政府以更大的權力，讓他們來作投資和其他的經濟上的決定；要減少在遠離市場和原材料供應的偏遠地區建立新工廠。他說，事實證明蘇聯的發展模式並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和需要，他甚至批評了蘇聯在運用這一模式時出現的“缺點和錯誤”。但他並沒有說這個模式是錯誤的，或這個模式中的計劃體制存在著根本的錯誤。然而他在此後的十八個月內卻作出決定：中國應該徹底擯棄蘇聯模式，採用一種新的發展戰略，這個戰略完全是以對人性的不同看法為依據制定的，並運用完全不同的方法來利用資源和制定目標。

這個變化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僅僅是毛的情緒發生了某些變化，還是他的性情變了？毛在1957年末和1958年初的冬季前後的行為方式讓人們感到，他這時已完全變了，他幾乎完全陷於急於求成和浮誇的衝動之中，完全不顧“客觀條件”的制約。但並沒有確切的證據來證明這一點，既然如此，我們只能指出確實對他產生過影響的幾個因素。

一個因素是提前幾年完成了1955年以前所有的既定目標和遠景規劃，實現了農業集體化和工商業的國有化。在毛看來，這充分證明（而且是再一次證明），一切都能夠透過群眾運動和勇敢精神得以實現。這也為他要充分利用以前被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剝削”所束縛著的人民群眾的力量的設想打通了一條道路。因而在1955－1956年的冬春，他提出，中國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事業的規模和速度，應當加大和加快，不能再按照以往所設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從而引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但它也產生了一些阻礙發展的因素，引發了通貨膨脹以及大規模的混亂和破壞。1956年4月，周恩來向毛提議，應當立即停止這場運動。毛同意了，但對此很不情願，也很不滿；此後，在周恩來的授意下，《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了一系列社論，批評了這種急躁情緒，並把這種情緒說成是一種“冒進”。這也使毛更加堅定了要證明他比他周圍那些怯懦膽小的人更為正確的決心。

另一個因素是，知識分子在百花齊放期間的行為表現。他們的行為已受到了抑制。但毛並不這麼看，他斷言，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對社會主義、對黨的領導和他本人是懷有敵意的。這就加重了他（已經相當嚴重）對他們的偏見。他經過思索以後重又認為，任何一項重大事業的成功應具有三個因素：領導者的激勵，彼領導者的悟性和二者在思想上的共識。他開始以一種蠻橫的、輕蔑的口氣來談論知識分子，並說，沒有知識分子，中國就不能取得經濟迅速發展的說法是毫無道理的。早在1957年7月，當爭鳴時期剛剛結束時，他就宣稱：　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勞動者請的先生，你給他們的子弟教書，又不聽主人的話，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教教資本主義那一套……工人階級……就要辭退你。①第三個因素是，蘇聯在1957年成功地把人造地球衛星送上了天和發射了一枚遠端彈道導彈。這使毛認為，世界社會主義已經趕上了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中國開始大發展的時候了。自相矛盾的是，促使毛同蘇聯模式決裂的也是蘇聯的成就，到1957年秋，毛的這一願望就已經十分強烈了。

“大躍進”的主要口號是“政治掛帥”和“兩條腿走路”。

“政治掛帥‘，表達了毛的一個信念，即精神的或者說非物質的刺激在經濟領域同樣能產生出在政治運動中那麼顯著的效果。經濟領域的事實證明，他錯了。但這個口號能夠用來反對那些過於追求物質繁榮的行為。簡單地說，如果運用非物質刺激的手段不能實現繁榮的話，那麼這種繁榮也就沒有存在的價值。再進一步講，繁榮的成就也許會削弱社會主義的價值，即使在實現繁榮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