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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是完全錯誤的。而代之以主要矛盾仍然是“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這意味著，階級鬥爭仍然要放在政治議程的首位。

無論是在毛準備發動他的“百花齊放”運動階段。還是在反“右派”運動期間，鄧小平和任何一個黨的領導人一樣，表現得非常積極。

在準備階段，鄧在各種各樣的講臺上頻頻發表講話。他的講話表明，他是熱心支援自由化的，只在“大民主”這個問題上同毛有著明顯的不同。在一次黨的會議上的講話中，毛說，他贊成把大民主——自發的遊行示威，甚至罷工——當作晉通群眾表達他們希望黨改變方法的一個途徑。然而，鄧則採取完全不同的態度。1957年4月，他在西安向黨的積極分子所作的一個報告中說：　現在有的地方不是講鬧事嗎？有些人不是講大民主嗎？有些青年總覺得大民主解決問題。我們是不贊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我們並不提倡，搞大民主並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幾年才能恢復元氣……波蘭搞大民主也需要相當一個時期才能恢復元氣⒁。

多年以後，他坦言，反右運動是對“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被“嚴重地擴大化了”⒂。但這是他當時所持的態度嗎？目前所有的唯一證據也是間接的。他在1957年9月向中央委員會所作的關於全黨整風運動的報告中，把反右鬥爭說成是整風運動的一個階段，即第二個階段，並預言，這個階段很快就會結束。他對此的估計是錯誤的。然而，這至少表明了他想把這場鬥爭限制在一定的時間內，因為在遠離大城市的偏遠地區組織任何鬥爭都需要時間和空間。除此之外，他的報告完全是以毛的一篇文章為依據的，毛在這篇文章中說，“人民”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而對後者不應當採取最嚴厲的態度。這並不能夠挽回他的聲譽，但這也許足夠使他得到一個公開的評價。註釋：①根據1986年春官方導遊向作者所作的介紹。

第九章　謀求躍進

1957－1965年

從1956年9月獲得升職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整整十年間，鄧小平一直是眾多事件的核心人物。他所擔任的政治局常委和黨的總書記——隸屬於中央委員會——的職務，把他置於了這祥一個位置，這也是他的個性使然。他的一個最大特點是，總是精神炮滿地投入工作，發現問題，立即解決。他不是一個等待時機來臨的人周恩來有時是這樣；他也不像陳雲那樣，在自己的提議遭到批評或拒絕時就撤回。當他透過說服的方法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或斷定說服不能奏效時，他就會先斬後奏，甚至是斬而不奏。“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除了批評鄧小平的政治觀點之外中，也嚴厲批評了他這種辦事作風。

作為總書記，鄧是共產黨的行政長官同時透過黨管轄著其他一切國家機構（不過黨對軍隊的領導權主要是由毛澤東一個人來行使的）。鄧運作的機構是書記處。書記處的成員一開始就配備得很強。到1958年5月，它的實力就更強了，當時，除鄧本人和他的副手彭真之外，還有三位政治局委員加盟書記處。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又接管了黨內外其他一些機構的權力。在“大躍進‘期間，它從政府的最高機構國務院接管了制定和實施經濟計劃的主要職責，這是因為，在某種意義上，它能夠組織動員群眾運動，而國務院卻不能；而且當國家需要採取應急行動以擺脫”大躍進“的不良影響時，它仍沿用了這一許可權。後來，當毛越過除林彪之外的其他政治局常委而擅自制定各種政策時，書記處作出了許多自己的決定。它接管了通常應該由政治局及其常委會做的許多工作，因為這些機構只能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釋出檔案，而且只有在得到毛個人的認可之後才能釋出。在彭真強有力的支援下，鄧掌握了大部分許可權與工作；毛後來批評說鄧小平建立起了一個”獨立王國“，並非言過其實。（原文如此。——譯註）

從1958年到1962年，中國政治一直籠罩在大混亂和“大躍進”所帶來的災難性的後果之中，而毛澤東的意圖原本是想讓中國走上經濟迅速發展的道路。在毛髮動的歷次大的運動中，“大躍進”是獨一無二的。毛並沒有打算讓這場運動剝奪任何階層的社會財產或地位，也沒有打算透過這場運動來清黨或整黨。然而它造成的死亡和帶來的災難卻比其他任何一場運動都要慘重。

“大躍進”是繼1957年12月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後而開始的。從某種程度上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