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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一意孤行的行為。更為重要的是，赫魯曉夫第一次公開攻擊“躍進”幾乎與彭德懷在廬山寫給毛的那封有關公社的信發生在同一天。毛由此斷定，赫魯曉夫和彭已串通起來，而且他已就中國的事務同資深的中國黨的成員達成了一致行動。實際上，並沒有這些陰謀串通的確切的證據，而且與一個外國人串通，這也不符合彭的性格。根據彭的回憶，他最初並沒有想上廬山，他只是到廬山呆了一段時間以後才決定給毛寫信。然而，毛這位這方面的老手必然會看出其他的問題；不久，官方的決議稱，彭的干擾有力地支援了“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集團”。

這些問題一出現，便再次引發了一場有關赫著曉夫在1956年“二十大”的講話中就已經提出的一些原則問題的爭論，中國人率先開始了爭論。1960年4月，他們在列寧誕辰的那一天同時在《人民日報》和中央委員會的理論刊物《紅旗》雜誌上發表了四篇長篇評論文章，它們的中心思想暗含在第一篇文章的標題《列寧主義萬歲》中，這就是：他們比俄國人更信仰列寧主義。他們譴責俄國人提出的關於和平共處、戰爭是可以避免的、非共產黨國家的共產黨有可能透過和平道路奪取政權的新主張，認為俄國人已完全背棄了列寧主義。這使俄國人處於了守勢；他們不得不辯解說，自列寧的時代以來，世界已發生了變化，因而有必要對他的一些學說進行修正，但他們在精神上並沒有放棄列寧主義。所以，事實是，中國人已經展開了進攻；蘇聯人在開始反攻前要為自己的行為作出解釋。

1960年夏，在北京召開的工會會議和在布加勒斯特召開的羅馬尼亞黨的代表大會上，中國人和俄國人發生了衝突。在布加勒斯特，赫魯曉夫對毛本人進行攻擊，稱他為“極左分子”和“左傾修正主義分子”，並把他同斯大林的自我中心主義相提並論，從而引起了中國代表團團長彭真的反擊。這次交鋒在第三國的代表當中引起了極大的恐慌，他們紛紛以各自黨的名義向雙方施加壓力，敦促他們達成一個一致的協議。這一做法果然奏效，並最終確定，同年秋天在莫斯科召開三個會議：俄國人和中國人之間的雙邊會議，二十六國黨代表會議和八十一國黨的領導人的首腦會議。

在這三個會議上，鄧小平一直都是中國的主要發言人。他的（許多）宣告和講話的原文一直沒有公開發表。但從一些引文和參考資料中可以得知，他是堅決支援紀念列寧週年的文章中提出的那些觀點的。他對和平共處的看法是，這只不過是社會主義和資本帝國主義間的武裝停戰而已；關於戰爭，他認為，發生新的世界戰爭的可能性不大（因為蘇聯擁有的核武器能夠阻止美國發動或引起世界戰爭），但區域性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關於社會主義的路線，他指出，資本主義國家和它們的殖民地必然要發生暴力革命。在實際策略上，他主張社會主義陣營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強武裝。他認為，對於社會主義陣營和個別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積極支援民族解放運動才是正確的（和安全的），而鼓勵陣營以外的共產黨減少戰鬥力則是錯誤的。目前還不能以充分的書面材料證明，鄧曾經在關於全球性的核戰爭可能會帶來的後果問題上採用了毛的觀點——即核戰爭最壞的結果是導致帝國主義的毀滅，而不是全人類的毀滅。從表面上來看，他很可能已經預感到，在為期八週的爭論期間，要想回避這個問題是不容易做到的。而如果他真的提及這個問題，他一定會引用毛澤東的這個說法。在其他任何記錄中，也沒有看到過他曾在這個問題上支援過毛。看來，鄧對毛關於核戰爭的看法是持懷疑態度的。

第三個會議最終形成了一個涵蓋一切有爭議的問題並由所有參加者一致同意並簽署的宣言。用第一位研究中蘇衝突並深刻剖析了這場衝突的西方學者唐納德·贊格瑞爾教授的話來說，它實際上是俄國人的勝利④。它不但充滿了所謂蘇聯的基本立場和觀點，而且還是含糊不清和模稜兩可的。只是由於從北京監督著這些活動的毛接受了中國代表團團長劉少奇的建議，才使這篇宣（他和朝鮮的金日成是唯一兩個沒有出席會議的共產黨領袖。——譯註）言得以順利發表。當時擺在中國代表面前的有兩種選擇：妥協和破裂。然而，正如後來發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樣，劉在宣言上簽名絕沒有使毛改變他的以下觀點或判斷，即赫魯曉夫和蘇聯國內外的其他許多人已經變質為“現代修正主義分子”。

1963年7月，鄧又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出訪莫斯科。他率領一個小型的黨的代表團同以蘇斯洛夫——意識形態方面的專家——為首的蘇聯黨代表團就莫斯科宣言中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