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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最早的人造地球衛星——送入軌道和成功地發射了一枚洲際彈道導彈，表明“東風”已經壓倒了“西風”。他主張，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應當以中國共產黨人在反對蔣介石的戰爭中所運用的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的戰略戰術為榜樣，決不向敵人屈服。他還談到了核戰爭可能帶來的後果。他宣稱，人不會在這場戰爭中死絕的，一個勇敢的、新的共產主義世界將會在“帝國主義的廢墟上”崛起。但他並沒有預見到當中國面臨蘇聯不友好的政治或軍事態度時所應採取的行動。

俄國人一定感到毛有關核戰爭的觀點使人感到不安。但他們已經決定，他們要滿足中國人所提出的有關幫助他們建立製造和試驗核武器設施的一切要求。10月中旬，在毛到達莫斯科之前，兩國已在這裡簽署了一項秘密協定。這個協定按說一定會作出兩國之間是信任和合作的關係這祥的承諾。但事實並非如此，它標誌著兩國兩黨之間的關係已經到了頂點，隨後是走下坡路了。

不久，影響兩國兩黨關係的臺灣問題、印度問題和“大躍進”便出現了。在臺灣問題上，中國的立場是十分鮮明的：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有權用任何手段收復臺灣。蘇聯無論是在公開場合還是在私下裡都並沒有反駁中國的這一立場。但赫魯曉夫認為，假如存在著美國幫助國民黨保衛臺灣這樣一個正式承諾，而對蘇聯來說，它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又是至關重要的，那麼中國至少應該事先告知俄國人他們在臺灣海峽使用武力的意圖。而這正是中國人所不願意做的。他們並不想進一步擴大臺灣問題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因而當中國人在1958年8月底對離大陸僅有幾公里之遙的國民黨駐守的島嶼金門展開猛烈的炮擊，並進而攻擊國民黨的補給船隻時，便出現了中蘇關係以及中美關係的危機。不久，赫魯曉夫在寫給艾森豪威爾總統的信中說，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進攻就是進攻蘇聯，蘇聯將“忠於職責”，採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來保衛中國。但他對毛的做法非常生氣，因為他8月初曾在北京同毛有過一次長談，當時毛對他即將開始的這場炮擊隻字未提。

印度之所以成為影響兩國關係的一個問題，是因為當中印兩國軍隊在靠近尼泊爾、錫金和不丹的東西段邊界上發生衝突時，蘇聯卻開始謀求加強同印度的密切聯絡。在東段邊界，衝突是由1959年春西藏叛亂（和隨後不久達賴喇嘛逃亡印度）後，難民和游擊隊在西藏和印度之間的活動引起的。在西段邊界，發生衝突的原因是：中國在印度已宣佈為己有並不時有印度的巡邏隊出沒的領土上修建了一條公路。中國在公開的宣告中對蘇聯不（中印邊界衝突的實際情況是，1959年，印度總理尼赫魯向中國提出領土要求，同年8月25日，印度武裝部隊向我邊防軍開火，挑起武裝衝突，並不斷升級。三年後，挑起全面衝突。中國政府對印度的無理要求和軍事侵犯，進行了有理有節的鬥爭，1962年10月22日，中國軍隊被迫進行自衛還擊。11月22日，主動停火、後撤。此後，中印在邊界問題上沒有再發生衝突，——譯註）站在中國一邊的行為提出了抗議，並指出，蘇聯宣佈中立事實上是為了取悅印度。赫魯曉夫在1959年10月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週年訪問北京時，他和他的東道主中國人為這個問題發生了爭吵。四個月後，蘇聯黨（不是蘇聯政府）在給中國黨的一封信中說，中國的行為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態度”的表現。在這封信中，俄國人想讓中國人做到，要使民族的利益服從於他們把自己視為監護人的國際利益。

這兩個問題是任何兩個主權國家都有可能提出的問題。而第三個問題——“大躍進”，則只有在具有共同的意識形態的兩個國家間才可能提出來。無論是在意識形態上還是在政治上，俄國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對“躍進”表示反感。因為它否定了蘇聯的發展模式，並進而聲稱，中國，這個只有三年社會主義建設史的國家要比蘇聯更快地進入共產主義，並很可能比蘇聯更快地實現共產主義。實際上，它給負責向中國運送商品的蘇聯經銷商造成了巨大的壓力，並且給正在中國工作的一千五百名蘇聯顧問和技術人員帶來了幾乎難以忍受的工作條件。

同樣，俄國人，尤其是赫魯曉夫的行為也十分粗暴和過火。從1958年秋起，赫魯曉夫開始以輕蔑的口吻向到莫斯科訪問的人、包括西方的來訪者談論“躍進”。1959年夏，他首先中止了1957年10月簽署的軍事技術協議，接著便開始公開批評“躍進”。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向中國人暗示，就像20年代和30年代的共產國際那樣，赫魯曉夫要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