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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毛澤東、周恩來不同，他從未向外國人談起過這些。不過多少也有一些趣聞軼事。80年代，牌坊村的老人們，包括他的舅父淡以興，對外國來訪者說，鄧兒時是個活潑、聰明的孩子，喜歡和同學們玩遊戲，而且學東西非常快。其中有人說，他讀書只朗讀三遍便能夠記住並背誦出來（七十年後，鄧小平的橋牌搭檔和親密的政治夥伴萬里向一位外國人透露，鄧小平對牌的記憶力非常好，這就使他比技術水平相當的選手略勝一籌）③。這些老人們還說，鄧小時候也是個有主見的孩子，即使有些事情是違反傳統道德的，做了會受到懲罰，他還是無所畏懼，照樣去做。

按照新的教育制度，在十八九歲之前，鄧應該呆在中學，然後，如果他學得很好，並且他與他的父親都有這樣的願望，他就可以到一所設在成都或重慶的高等學校繼續學習。然而在1918年的某個時候或1919年初，他才只有十四歲時，鄧文明從重慶給他兒子寫信說，他從當地報紙上看到一則廣告，內容是，重慶即將開設一所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培訓年輕男子（或許也有年輕女子）準備到法國“勤工儉學”。他問鄧小平是否想進這所學校。鄧文明還給他的弟弟鄧紹聖發了一封類似的信，鄧紹聖只比鄧小平年長三歲。他們兩人都沒有馬上答覆，但也沒有拖延太長時間。1919年夏未或初秋，他們離開牌坊村，進了重慶的這所學校。

從表面看，鄧文明的舉動難以解釋。鄧小平還只是個孩子，對廣安這個小天地之外的生活毫無經驗，他的叔父的經驗也不會更多。他們都未受過培訓或教育，對應付遙遠的外國的不穩定的生活缺乏準備。除此之外，鄧文明一定已經意識到，送他的長子到法國去讀書，其結果意味著他們的家庭將失去這個兒子。如果鄧小平衣袋裡揣著工科畢業證書回到中國的話，他一定不會想成為一個農民，而且他不可能想在只有很少工業的四川工作。

可以推測，鄧文明是受了一個熱衷推動留學運動的人甚至可能是個外國人的影響，或者他已經發現他兒子很任性，便想把他送走。然而這些可能性沒有任何根據。而且當時的實際情況也與這幾種推測不符。重慶這所學校的創始人吳玉章是成都的一位教師。鄧文明應該沒有見過他。20年代時由於熱心支援四川學子出國留學而知名的楊森也是廣安人，他和鄧文明是同時代的人，但在鄧小平成長的過程中他並不在廣安。當時有一個法國傳教士在廣安，但鄧文明是個虔誠的佛教徒，不可能和法國教土有所來往。至於鄧小平他們父子間的關係，據牌坊村的老人們講，兩人猶如同輩朋友那般親近。因此鄧文明送兒子去法國這一舉動似可以簡單地解釋為，一個做父親的遠大抱負、愛國心以及他對整個世界形勢的瞭解。

毫無疑問，鄧文明非常關注國家政治，他所參加的哥老會當時正參與四川的保路運動。他讓他的兒子和弟弟到法國去的行為就是關心政治的一種體現。對他來說，瞭解四川和整個國家所發生的事情並不難。到了20世紀初，大多數城鎮都有了電報局，大量地方報紙和雜誌的發行是當時的一個特色。村中父老相傳，他到茶館裡喝茶的時間很多，而茶館正是交流地方和國家新聞的中心。

即使鄧文明在家不多談政治，鄧小平在1915年或19l6年進入廣安中學的時候，＊自己一定也能瞭解到一鄧小平是1918年進入廣安中學讀書的。——譯註些。當時，中學都普遍訂閱報紙，領導組織激進的愛國主義的示威遊行也是當時一些學生的時尚。根據鄧的官方傳記記載，1919年，鄧小平參加了學生抵制日貨活動。因為當時在凡爾賽會議上，西方列強將德國在山東享受的優惠權益轉讓給了日本，儘管當時中國也是協約國成員。從而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抗議。

在鄧小平的童年時代，主要的政治事件是1911－1912年的辛亥革命。這次革命推翻了陳舊的中國君主專制制度和自1644年以來一直佔據皇位的清王朝。清王朝最初嚴禁外國軍事、貿易和文化侵入中國，這是導致這一傳統帝國失敗的最根本的原因。在幾代皇帝統治下，曾相繼嘗試過三種政策：閉關自守：“自強”：吸取外國的技術、軍事和工業，但不接受外國思想；對趨於衰落的君主制度進行改良。但所有這些政策都失敗了。因而最終導致了一場革命運動的到來。

這場運動的領導者叫孫逸仙，他1865年出生於廣東一個貧窮的農民家庭。他在夏威夷接受教育，又到香港學醫。19世紀80年代中期，他成為一名革命家，致力於中國政治和社會秩序的徹底的改革。從1905年開始，他成為所有立憲共和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