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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似乎頭重腳輕的感覺”③。但他非常勇敢（在30年代初，他冒著遭逮捕和處死刑的危險，在上海乾得比幾乎所有的共產黨領導人的時間都要長）。他很快就承認，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需要有人教他懂得，工人是如何生活的，他們都需要什麼，洛甫比王明和博古大五到六歲，對世界的瞭解相當多。他的父親是商人兼學者，而他自己只是一名學者。他在加里福尼亞度過了兩年，上過一些大學的課程，並在舊金山的中國華僑雜誌社工作過，他英語講得很好。沒有筆名的王稼祥則是另一個勇敢的男子漢，在長征前和長征期間，他以極大的毅力忍受著胃病的折磨，1933年當鄧小平政治上失寵時，他曾以自己的獨到的見解幫助過他。

據研究鄧小平的人介紹，鄧並不認識這些從莫斯科回國的學生。這或許不太屬實。他一定知道副校長已網羅了一群親信，至少也聽說過他們的名字或見到過他們。王明和博古在另一班，可能是因為他們會講俄語。以鄧堅定的愛國精神和很有主見來看，無論如何他不可能同那些不管外國人說什麼都唯命是從的人有太多的來往。

鄧剛到中山大學時，該校的人數大約有二三百人之多，到1926年底又增加了一倍，約一半的學生是共產主義者，或是黨員，或是團員，或具有兩種身份。這些人當中，只有十幾個人來自西歐，其餘幾乎都是來自中國華北和華東的大學畢業生和在校生。其他學生為國民黨員，有極少數幾個同國民黨領導人有關係。鄧有兩個這樣的同學，一個是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1925年僅十七歲），另一個是馮玉祥將軍的女兒馮弗能。1927年中國的統一戰線瓦解後，學生的構成就改變了。國民黨學生銷聲匿跡了，一些人要求返回中國；一些人則被強制返回；少數人被逮捕，經審判被判刑做苦力。蔣經國被強迫留下，他被送到西伯利亞金礦工作了一段時間並一直留在蘇聯，直到1937年國共結成新的統一戰線後才允許離開蘇聯。這些國民黨學生離開後改由共產黨員頂替。這些黨員學生中有一些年紀較大（鄧小平在重慶所念的預備學校的奠基人吳玉章，就是其中之一）；有些是黨的幹部；有些是工廠的工人。為了這些工人，大學的教學都不得不簡化。

但鄧當時的課業負擔是很重的，共有七門課，分別是外語、歷史、哲學、政治經濟學、經濟地理、列寧主義和軍事科學。在所有的外語中，俄語是必修課，英語、法語和德語被列為選修課。歷史課的內容是社會形態發展史和革命以及革命運動史。哲學課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證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主修馬克思的《資本論》。列寧主義這門課是由一系列演講稿為基礎構成的，這些演講是斯大林在列寧死後不久於1924年4月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發表的（這些演講被編成《列寧主義的基礎》一書出版）。軍事科學包括了實踐的成分：射擊和基本戰術的訓練。現在不清楚鄧對這些課程有什麼反應，但作為一個把書本知識和馬列主義作為智慧來源的人，鄧的態度是相當明確的，這可從他在1992年春的談話中看出：　“學馬列要精，要管用的。長篇的東西是少數搞專業的人讀的，群眾怎麼讀？要求都讀大本子，那是形式主義的，辦不到。我的入門老師是《共產黨宣言》和《共產主義ABC》。最近，有的外國人議論，馬克思主義是打不倒的。打不倒，並不是因為大本子多，而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真理顛撲不破。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要提倡這個，不要提倡本本，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④當鄧正在讀書的時候，中國的北伐戰爭開始了，並取得了節節勝利，但在政治上，左派卻被迫交出了一些控制權。

從1926年3月開始，蔣介石同蘇聯軍事顧問、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決裂，並壓制這三方面。這一危機起因於一艘由共產黨軍官指揮的炮艦停泊在黃埔靠近蔣的司令部的地方，艦艇升火待發，意向不明＊。蔣懷疑這是一＊“中山艦事件”是蔣介石的陰謀，而不是中國共產黨的責任。——譯註次陰謀，便在廣東釋出了戒嚴令，派遣效忠他的軍隊解除了工人糾察隊的武裝並查扣了這艘炮艦，還扣留了3O多名蘇聯軍人。

蔣在掌握實權後接著要求三個他特別不喜歡的蘇聯顧問離開廣東，要求共產黨的政工人員從第一軍撤走。要求從今以後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的活動公開化。或許是為了表現他政治上的公正，他同時要求幾個國民黨右派政治家也離開廣東。中山艦事件發生時已離開廣東而正在北方的加倫和鮑羅廷，只是堅持莫斯科的教條，害怕會破壞統一戰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