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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起義是江西首府南昌附近駐紮的兩個兵團發動的。起義者佔領了南昌，並建立起第一支由共產黨直接領導的擁有一萬五幹人的軍隊。但勝利並沒有維持多久。這支新建的隊伍在向廣州以東海岸的長征途中，士兵不斷逃跑，還有一名師長率部叛變，致使兵力銳減，最終被國民黨軍隊打散，弄到無法整編的地步。起義部隊的大部分領導人逃往香港或上海。領導整個起義的周恩來，抵達香港時身患重病，在九龍住了很長一段時間醫院。後來的紅軍總司令末德，留下來繼續帶領他的部隊，最後率領著僅存的六百人於1928年4月與毛澤東在井岡山根據地匯合。

隨後的秋收起義也失敗了，在湖北，拼湊起來的農民軍隊很快就被原以為是盟友的國民自衛隊解除了武裝。毛澤東是湖南農民起義的組織者，他率領著由起義士兵、礦工、農民和士匪組成的四個“團”。他接到的命令是攻佔長沙，經過了一番苦戰，他手下的兩個團之間還發生了內訌。毛澤東認為自己手下的這支軍隊根本無法完成任務。於是，毛澤東在遠離長沙的一個小鎮集合起剩餘的兵力，勸說其中的大部分人跟他上了井岡山。井岡山位於湖南、江西兩省交界處，地理位置偏僻，地勢險峻，自古以來土匪出沒。當時有兩夥土匪佔領著井岡山，毛澤東說服了他們的首領與他結成同盟並駐紮下來，在這個中國南方最易守難攻的峭壁密林深處，度過了一個極其艱苦但相對安全的冬天。

當年的第三次起義12月份在廣州爆發，也以慘敗告終。起義者計劃利用共產黨領導的當地軍隊和武裝工人佔領城市，建立蘇維埃市政府（公社），開闢一個長久的紅色區域。但經過幾天激戰，結果共產黨組織被徹底摧毀。幾位全國著名的領導人犧牲，數以千計的工人遭屠戮，其中許多人手無寸鐵。斯大林認為，廣州起義還有另一筆損失：國民黨軍隊在街上打死了幾名俄國人並襲擊了蘇朕領事館。斯大林竭力將派往中國的共產國際顧問和蘇聯外交官區別開來，但廣州慘案表明國民黨的軍官並沒有對他們加以區別。自此，蘇聯與中國國民黨之間的合作，在這個孫中山和鮑羅廷曾為之牽線搭橋的城市，劃上了一個蘸滿鮮血的句號。

那年秋天，瞿秋白決定將共產黨中央遷回上海。仍然擔任黨中央秘書的鄧小平於9月底或10月初到了上海。和他一起去的是李維漢。李與鄧早在法國時就已相識，當時李剛被提開到政治局工作。現在，鄧小平轉了一圈之後，又回到了闊別七年的上海。

鄧小平到上海不久就被任命為中央秘書長，負責處裡中央機關的文書、機要、交通、財務等工作②。在平常時期，這類工作原本就很繁瑣，在當時的工作環境下就更繁重了。共產黨在當時是非法組織，其黨員隨時都有被捕的危險。國民黨的軍隊和警察逮捕到嫌疑犯後，會使用一切手段逼供，一個人若是叛變了，會牽連到許多人。在共產黨人要積極重建黨的影響的產業界，很多勞工組織都屬於青幫或其他反共黑社會組織，到處都有密探。公共租界的巡捕、法國租界的警察和國民黨的警察一樣仇視共產主義和共產黨人。他們經常主動搜捕共產黨人，然後再把抓到的嫌疑犯引渡給國民黨警察。

共產黨的中央機關及其下屬部門在上海分佈很廣。中央委員會的大多數部門集中在上海市中心；江蘇省委機關設在閘北和虹口的工業區內；青年團的部分單位則設在法租界。周恩來當時負責中央機關的安全工作，他規定，政治局開會時，政治局委員不必全到，要有一至二人留外，以防警察局一旦突襲時不致於全體被捕。政治局會議常常在公共場所比如醫院內的安全地點召開。據周恩來的傳記記載，鄧小平經常前往市中心威海衛路的一家醫院開會。1929年8月，大約就是在鄧小平離開上每去西南的同一時間，兩名政治局委員被出賣後遭到逮捕和殺害。總的來講，在鄧小平做地下工作的兩年之中，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安全工作一直做得很出色。

在1928年或1929年年初的某一時間，鄧小平結婚了。他的妻子張錫瑗是一名共產黨員，曾經在江西、福建交界的山區某個小根據地任過職。鄧小平是什麼時候、怎麼為她相識的不得而知，很有可能是在她奉命到上海送信時兩人相遇的。

不管鄧小平和張錫瑗是在什麼情形之下結婚的，他們的婚姻只持續了很短的一段時間便悲劇性地結束了。張錫援死於難產。關於她去世的時間有不同的說法，但有一點是一致的，即當時鄧小平不在上海。有關他在1928年和1929年間活動的記錄很少。但作為中央的一名重要官員，他不可能經常離開上海。因此，合理的結論是，張錫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