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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共產國際鬧僵的危險也會抵制農村的社會革命。在5月下旬召開的一次共產國際常委會上，斯大林雖然引用了鮑羅廷的觀點，但仍然堅持共產黨應該與國民黨“周旋”而不應該與之分裂。會議最後決定共產黨繼續與左翼國民黨直接合作①。這些指示隨後下達給了鮑羅廷和陳獨秀。

從那以後，共產黨的處境越來越糟了。6月，新到任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易給當時最有影響的左翼國民黨領袖汪精衛看了斯大林本人發來的電報，電報指示陳獨秀和他的同事發動武裝的農民奪取土地，並採取行動阻止反革命軍官的“過激行為”。這一舉動激怒了支援共產黨的關鍵人物。同月，馮玉祥在北方的一次會議上對汪精衛美言了幾句，然後宣佈要與蔣介石合作，並告訴一群記者說，他要“根除”共產主義和軍國主義。幾位本來忠於國民黨左翼的擁有實權的將軍也開始公開要求把共產黨員清除出國民黨。

7月，共產國際指示中共從武漢政府中撤出，但仍作為國民黨員留在國民黨內，“從基層”設法影響它的領導層和政策。但已為時太晚。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已經開始考慮正式結束國共合作，政治委員會則正式作出關於“分共”的決定，命令兩黨的黨員互從對方組織中退出。幾天之後，武漢頒佈了戒嚴令，國民黨軍隊開始搜捕共產黨員。

陳獨秀在整個夏天一直處於困惑之中。一方面來自共產國際的指令根本不切實際，另一方面他本人也很不情願實行社會革命（毛澤東後來說他是因為害怕）。這時，他辭去了共產黨總書記的職務，但仍在武漢逗留了一段時間。其他一些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人或出走江西，因為那裡的軍事領導人同情共產黨，或躲進漢口的外國租界。

為了躲避馮玉祥將要發動的清共運動，鄧小平於6月份離開西安來到武漢，他先到長江南岸的武昌，向周恩來領導的共產黨軍事委員會報到。但很快他又受命到北岸的漢口陳獨秀主持的黨中央擔任中央委員會的秘書，這是他第一次在黨中央工作。

出於工作之便，鄧得以有機會看到了中國國民黨和蘇聯合作的壽終正寢。鮑羅廷帶著失職的沮喪於7月7日離開了漢口。他和他的俄國同事們乘坐的火車裝滿了行李，另外火車上還載有卡車和載重旅行車，這是準備穿越戈壁沙漠時用的。就斯大林的個性來講，鮑羅廷在中國的失敗本應受到譴責和懲罰。然而他當時並未受到排擠，只是被凋任到次要的職位上，並平安地度過了30年代。最後給他帶來災難的不是中國的使命，而是反猶太運動。1949年他和許多猶太血統的黨員一起被捕。1951年死在一所監獄裡，享年近七十歲。

大約就是在這一時期，鄧改用鄧小平這一名字，這一定是出於安全的考慮。一旦被捕，他可以在審訊時使用化名，不至於被查出真實身分。有很多著名的共產黨人都曾在不同階段使用不同的化名。對王明、博古等回國留學生來說，採用化名則是因為布林什維克有使用假名的習慣，而其他許多人，像周恩來，他們使用化名都是出於地下工作者的安全考慮。而鄧小平在選擇化名時與眾不同，這個名字並不十分隱蔽，保留了原姓，而且在以後不再必要時，仍一直繼續使用。

8月7日，中央委員會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會議選舉了新的臨時政治局，並透過四個檔案，但未選出新的總書記。共產國際代表貝索·羅米那茲在其中的一份檔案中譴責了前任黨的領導的“機會主義”；其它三份檔案號召全黨推翻在南京和武漢的國民政府，組織武裝起義，建立地方和省的蘇維埃政府。但出於策略上的考慮，起義仍將打著國民黨左派的旗幟。鄧小平以黨中央秘書的身份參加了會議，從而親身經歷了共產黨從慘敗轉向全新戰略的過程。

共產黨人是在完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開始實行新的戰略的。整個夏天，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都在強迫共產嘗維持與國民黨左派合作，現在他們又要求共產黨加快取得革命勝利，而這恰恰是共產黨所不可能達到的。在城市，共產黨的工會領導人不是犧牲就是轉入地下。在農村，農民的武裝鬥爭在許多積極分子遭屠殺後轉入低潮。在軍隊裡，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倒是擁有一些軍團，並且在其他武裝力量的政治部門有很強的勢力，但他們都是以國民黨軍官的身份執行任務的。另外，陳獨秀下臺後，一些毫無軍事經驗的人掌握了領導權。政治局的代理書記翟秋白是作家，而其他十名委員中無一名軍人（作為中央候補委員的毛澤東，倒是穿過軍裝，那是1912年在一個湖南軍閥的軍隊當兵，但從沒有當過軍官）。

在八七會議召開之前，已經舉行過一次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