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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在法國的五年期間，中國的政治狀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軍閥割據的領地數量繼續增加，幾乎擴充套件到除西藏、新疆等邊遠地區以外的整個國家，大小軍閥的數量急劇發展至數以百計。各個軍閥的外貌與個性差異很大，但卻有兩個共同的特點，即他們均統率著一支完全效忠自己的軍隊並有著自己的地盤。較大的軍閥分成三個同盟或派系，他們透過陰謀手段，有時透過武力以獲得更多的地盤或支配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實際上並未管轄任何土地，但它卻擁有著即使是最大的軍閥也不具有的資格：按照1912年共和國臨時憲法規定的政治合法性、外國政府的承認以及由這兩項屬性所產生的功能：有權向國內和國外借債。因此對軍閥來說，如果能支配總統和總理就是最大的政治資本。

與此同時，一場新的革命運動正在悄然興起，其背景是出於對1911－1912年革命失敗和由此產生的後果的憤怒：袁世凱稱帝、軍閥割據、國家分裂。另一個原因就是民眾對外國列強繼續在中國享受各種特權的憤慨。當時世界列強繼續瓜分中國，使中國連番受到羞辱，甚至演變成在凡爾賽會議上將過去德國在山東半島的所有權利全部轉讓給日本，第三個原因是新一代知識分子認為，為了使中國實現現代化和獲得掌握國家命運的權利，中國必須經歷一次文化革命和社會革命，此外沒有更多的選擇。新的革命運動的思想體系和目標比過去的更大激進、它的正式的思想體系仍由孫中山1905年首次提出的三民主義構成，即民族、民權、民生，但又對其作了較明確的反帝和集體主義的解釋。革命運動的一致目標是消滅軍閥，建立強大的共和政府，取消外國人在中國領土上享有的各種特權。

新的革命運動在其成分和組織形式上與過去也有所不同。以前的革命運動包括一些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和一些無政府主義者。新運動則包括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是1921年在上海一所女子學校廢棄的房（此處有誤，中共“一大”召開會址當時為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樹德里3號，李漢俊的住宅。－譯註）屋內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成立的，參加會議的有六個來自各地的馬克思主義小組的代表。中共在1922年和1923年，人數非常少，只有幾百人，但已開始稱自己為“具有戰鬥性和紀律性的無產階級政黨”①，並且設有在臨時中央領導下正規的列寧主義者的組織機構和支部。更為重要的是，這個組織及其領導的運動作為一個整體已經成為莫斯科共產國際的一個分支，因此它要向其提交報告，並接受來自該組織的指示。參與這一運動的另一個更大的政黨國民黨，也向莫斯科方面傾斜，並向蘇聯請教有關政治和組織問題。在1923年秋天，具有豐富國外工作經驗的布林什維克黨員米海爾·鮑羅廷抵達廣州，按照列寧主義路線為國民黨修改了綱領並對該黨進行了改組。因此，從1924年起，這場運動便由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政黨組成，每個黨都有其下屬或聯合組織。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對共產黨員來說，這既有利也有弊。利是可允許共產黨去影響國民黨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並改造該黨；弊是她也使國民黨知道了誰是共產黨以及他們在做什麼。這種作法是當時國共兩黨都能接受的。

孫中山和過去一樣，作為一個新的革命運動無可爭議的領導者，如果沒有認識到必須擁有自己的軍隊的話，那這場運動就不可能產生政治變革。舊的革命運動失敗的原因在於它過分依賴反覆無常的軍人，除了動用軍事力量打擊軍閥以外，無論如何都沒有辦法打敗軍閥。在鮑羅廷的鼓勵下，孫中山轉而請求蘇聯給予幫助。1924年10月，瓦西里·布留赫爾將軍抵達廣州，擔任孫中山的軍事顧問。他在中國化名加倫，跟隨他同來的還有其他一些蘇聯軍官。同月，首批蘇聯武器裝備用快艇從黑海的敖得薩港運達廣州。

在加倫一行到達前的五個月，一所軍事院校已在廣州南部珠江上的黃埔開辦。似乎是命中注走的，孫中山任命了蔣介石為該校的校長。蔣介石是一個堅決支援孫反對袁世凱並受過日本軍校訓練的軍官。為了加強軍事紀律和禮儀細節，蔣以極大的熱情開始工作，到該年年底共培訓了兩期軍官，每期五百人。在這個階段，中國革命運動內部分裂成幾派：馬克思主義革命者致力於反對地主和資本家的階級鬥爭；左派主張社會改革，但不贊成革命；中間派是愛國者；右派是社會保守者。對這幾派，當時蔣沒有表現出政治傾向。他與加倫一起友好工作，並在1925年準備送他的兒子蔣經國去莫斯科學習。

1925年是風雲變幻的一年。是年3月，孫中山赴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