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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的政治麻煩就更多了。胡耀邦及其黨內領導層中的支持者發起了加速經濟改革和全面開放的運動，引起了黨內和社會上一些人的不滿。要了解是什麼原因促使胡耀邦加速經濟改革。以及在黨內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爭論是不容易的。因為加速改革以胡的失寵而告終，他在這一年來的講話也未被編人官方的文獻內。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事逐漸清楚了。在一段時間內，胡主張在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的自由主義。對於這一點，在鄧小平所提拔的人選中，從來沒有一個人持有這種特殊的見解。

1986年年初起，中央就開始討論起草一份對思想與文化領域的決議，胡就力爭要使這一決議在語調上呈現出自由的味道。然而，9月份透過的檔案卻是一個放開和限制條文都有的混合物。它使讀者不明白，究竟要放多大的程度。是否可以宣傳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後來又就中國發展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在學術討論會、座談會和報刊雜誌上，黨內有人討論西方經濟學的原理是否可以很好地應用到分析中國的經濟問題上來，並認為，那些認為西方科技的引入會影響國家完整的思想體系是沒有意義的。他們還提出，應該清楚地劃分藝術與政治宣傳之間的界限，讓藝術走自己獨立的道路。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兩位作家劉賓雁和王若望（他們曾經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所遭受的心靈創傷）這時主張，文學和藝術對真實生活的描繪與從蘇聯引進的所謂社會現實主義原則無關。

當時。在安徽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天文學家方勵之，在政治上作出了大膽的反應。他開始給大學生們灌輸人權思想。他的講話被製作成錄音帶，在各大學輪迴播放。他認為，人生來就有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享受民主的權利。政治權是人民賦予政府的，而不是相反。這是具有爆炸性的思想。

鄧小平對這類言論採取了兩種反應。一方面，他反覆強調1985年以來所實行的路線，反覆強調對中國政始統一和社會安定的最大威脅來自右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其次才是左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9月，在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上，談到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問題時，他尖銳地批評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他說：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為什麼？第一，現在在群眾中，在年輕人中，有一種思潮，這種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還有在那裡敲邊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議論，臺灣的議論，都是反對我們的四項基本原則，主張我們把資本主義一套制度都拿過來，似乎這樣才算真正搞現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種什麼東西？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方向去。所以，我多次解釋，我們搞的四個現代化有個名字，就是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我們實行開放政策，吸收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有益的東西，是作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一個補充。④另一方面鄧小平就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發表了談話，他集中談了政治體制改革，而很少涉及民主與法律問題。1986年6月，在一次正式的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中他談到黨和政府的關係這個老問題。他說，屬於法律範圍的問題，要用法制來解決，由黨直接管不合適。法律範國的問題應該由國家和政府管。黨要善於領導，不能干預太多，應該從中央開始。這樣提不會削弱黨的領導。干預太多，搞不好倒會削弱黨的領導。11月，他設計出了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11月初，他在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時說，政治體制改革要向著三個目標進行：第一個目標是始終保持黨和國家的活力。這裡說的活力，主要是指領導層幹部的年輕化；第二個目標是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第三個目標是調動基層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在經過整個夏秋之間的思考之後，他強調，改革的目的是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而不是削弱黨的領導。9月，他在與一些黨的領導幹部談話時，明確表示不考慮西方的模式。他說：“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

有關鄧小平對堅持改革和反對自由化問題的觀點、論述，官方始終未作更多的公開報道。這一點使人十分不解。其後果，至少有一部分人會產生這祥的印象：不管黨中央對思想和文化的決議怎麼說，在政策的貫徹執行中，是要放鬆黨對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控制。不少人認為或希望，黨已不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了。1983年－1984年冬，反“精神汙染”的迅速擱淺說明那些老革命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