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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can’t　you　clean？

Why？

Enjoy　dirtiness？

Enjoy　pissing　others　off？

Fuck　you。

當然，那首小詩很快被人扯了下來。事已至此，就更不可能好轉了。這種情形，維持了一年。

順便說一句，大家不要以為是我是個有潔癖的freak。這一點，我媽可以提供罄竹難書的證明。事實上，其他幾個室友，都跟我plain不斷，只不過他們用廚房相對少，所以也沒有我這麼bothered。以前我在部落格裡提到過的那個老頭Steve，也告訴我這是the　worst　group　the　suite’s　ever　had　in　the　past　30years。那個時不時炒炒雞丁的美國女孩，也告訴我她已經“afraid　of　going　to　the　kitchen。”我也是從這個時期開始，做飯頻率急劇下降，從一個星期4、5次降到一個星期1、2次――實在無法忍受每次走進廚房那種撲面而來的髒亂臭，彷彿是又捱了　ABCDE　合起夥來煽的一記耳光。如果不是因為我做這個residentadvisor，學校讓我免費住房子，我恐怕也早就搬走了。

去年秋天，C/D/E搬進來（期間A搬走）。很快，他們融入了我們廚房的優良傳統，用他們的實際行動向孤陋寡聞的Steve展示了什麼叫真正的worst。到這個階段，說實話，我反而豁然開朗，“出離憤怒”了。我反正是很少做飯了，搞亂廚房的“黑手”同時也成了自己行為的“受害者”――把其他所有本來也愛做飯的人擠走嚇跑以後，他們自己用廚房最多啊。這跟紅衛兵當年砸爛一切公檢法之後沒有了鬥爭物件、於是開始內訌一個道理。想到這裡，想到A要去收拾B丟在sink裡的垃圾，C要把菜板放在D弄髒的櫃檯上面，我簡直有點幸災樂禍了。活該，我心想，在一個無政府的社會里，只有以毒才能攻毒，以暴才能制暴。

話又說回來，我自己每次做完飯後，還是要照樣把灶臺擦得乾乾淨淨，不但把自己做飯那一塊兒擦乾淨，而且把其他人弄髒的地方擦乾淨。為了方便那些願擦灶臺的人，我甚至買了8卷powertowel，免費提供給那些願意打掃的人。我用我的方式，對他們表達無聲的抗議。

兩年來，無論在理性說服期，還是憤怒聲討期，出離憤怒期，面對這個廚房，作為一個政治學的博士生，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一個理性、和諧、正義的公共秩序是否可能？如果可能，它的條件是什麼？如果不可能，它的障礙是什麼？

這個問題，亞里士多德想過。孔子也想過。制度學派的諾斯想過。新儒家的政治家李光耀也想過。我相信那些剛從森林裡跑出來的類人猿，為一塊沒撒鹽的烤肉而掐作一團時，也都發愁過這些個問題。這就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區別：今天的我們，已經不再象2000年前那樣思考如何發明輪子、如何使用耕牛了，但是今天的我們仍然在思考如何構造一個社會秩序使得人與人之間不互相殘殺、互相傷害、甚至還能夠豐衣足食。我們的大腦幾千年來飛速進化發展，而我們的人性並不比2000前完善多少。我不知道當初那些哲學家的思考是不是由於和老婆就廚房衛生問題掐架引起的，反正我覺得，不把這個廚房問題想清楚，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政治哲學家。

自由主義者假定人性自私，是有道理的。這不是說自由主義假定每個人都很自私，而是說人性可能非常自私。秦暉老師說過，十個人裡面有一個自私，自由主義的假定就成立了。而共產主義的前提，是十個人裡面必須十個都無私。哪個前提假設更苛刻，顯而易見。

因為人性裡面有自私的成分，所以要建立一套獎罰機制，引導人們理性地趨利弊害。這就是制度主義的觀點。比如，如果我們規定，每打掃一次衛生，發獎金100塊，估計大家都得搶著去打掃了。又比如，如果我們規定，凡是不打掃衛生的人，都要挨一個黑人大個的暴打，估計大家也都硬著頭皮去打掃了。這也就是為什麼一個社會需要私有產權來實現責權利明晰、需要政府、警察和法院來強制實施法律。

如果相信人都是有強烈集體觀念的，或至少能夠被說服得有集體觀念的，那就不需要獎罰制度了，有“思想改造”就行了。象我這個政治輔導員那樣，與大家苦口婆心地暢談人生理想，從馬克思的無產階級意識，談到毛主席的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