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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役後,情報部門從清國兵部的戰報上發現了一支來歷不明的部隊,經過分析他們確定這就是馮華的義勇軍。雖然由於義勇軍人數較少,自己確實未予以重視,但情報部門還是向大本營做了報告,只不過也同樣沒有引起大本營足夠的重視。關於對義勇軍的編制、武器和戰術特點了解不夠,自己也沒有辦法,派到滿洲的諜報人員就那麼多,而壓在頭上的任務又如此之重,在各方面都不夠重視的情況下,忽略了這方面情報的收集也屬正常。
職務低微的荒尾精如何敢在小松親王面前為自己辯護,只好求助似的看著陸軍參謀次長川上操六中將。主管陸軍情報工作的川上操六此刻處在很微妙的位置,他既是屬於軍方集團的一員,又因工作關係與大藏省有著很密切的聯絡。他對大藏省遲遲不追加對情報工作的撥款非常不滿意,於是趁此機會把矛頭也指向了內閣成員、大藏大臣松方正義,指責大藏省調撥情報經費不足,直接影響了對華諜報工作的開展。
其實大藏省也有自己的苦衷,自中日開戰以來,軍費開支直線上升,既要增加軍火生產,又要徵招預備役兵員,同時還要維持前線龐大的戰爭支出,財政收支已經入不敷出。戰爭開始後,日本所耗軍費已經超過一億日元,而那時日本全年歲入也不過八千萬日元(當時約合白銀四千五百萬兩),真不知清朝的決策者如果知道這種情況後該作何想。
內閣與軍方的爭吵如狗咬狗似的沒完沒了,最後明治天皇不得不出面制止了這種無盡無休的混亂局面。而會議的結果,由於天皇對戰爭的支援,最終還是強硬派的觀點成為了主流,他們認為:勝負乃兵家常事,中日戰爭的天平仍然大大地向著日本傾斜。儘管日本目前面臨著一些困難,但仍然有足夠的力量打進北京,必須立刻釋出向京津地區進攻的動員令。
在戰爭狂熱分子的一片叫囂下,日本大本營作出瞭如下決定:“鑑於清國北洋艦隊全軍覆沒,大本營‘作戰大方針’第一期作戰計劃已經順利實現,現將開始在直隸平原與清軍進行主力決戰的第二期作戰計劃。其部署如下:一、以“山東作戰軍”大山岩大將為首,組織‘徵清大總督府’,制定直隸平原作戰計劃。同時從海上和陸上作出進攻直隸的作戰姿態,並在適當時候給清國以雷霆一擊;二、立刻組織陸海混合支隊南進臺灣,為即將到來的和談創造事實上的優勢。”
對於戰爭前景的看法,雖然在日本統治集團內部開始漸生裂痕,但狂熱的強硬派仍然佔據著上風,這也預示著日本人無論在戰場上,還是在談判桌上還會繼續採取咄咄逼人的進攻姿態。
“澎湖歷來為臺灣之鎖鑰,欲據臺灣必先得澎湖”,這是日本大本營早就確定好的對臺灣作戰的設想。為此,日本大本營決定首先派出一支陸海混合部隊先行佔領澎湖。
三月十五日,由三個步兵大隊、一個炮兵中隊和吉野、浪速等八艘軍艦組成的日軍進攻澎湖混合支隊五千人,在後備步兵第一聯隊長比志島義輝指揮下,從佐世保軍港出發向澎湖進犯。
受到普遍指責和批評的日本諜報機關也進行了深刻地檢討,在大藏省追加了情報經費後,陸軍參謀本部情報局從日本本土、朝鮮、上海、天津和漢口抽調了大批間諜進入奉天、吉林。日本在中國東北針對義勇軍的間諜活動進入了活躍階段。
而此時正在牛莊西南一帶修整的義勇軍,由於遼東三戰三捷帶來的巨大聲望,又得到了一次發展壯大的有利契機。王英楷在參加義勇軍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馮華提議,應利用當前的有利時機迅速擴大義勇軍的軍事力量,他說:“對於倭賊,奉天百姓無不痛恨之極,倭賊雖百計利誘,各地猶皆私立團防以拒之,若果能因勢利導,遼東、遼西則遍地皆兵。”
經過仔細商議,馮華、邢亮和李九杲等義勇軍高階將領採納了王英楷的建議。他們一致認為雖然部隊擴編會進一步增加義勇軍後勤補給的困難,但是為了義勇軍今後的進一步發展,還是應在保證士兵基本素質的前提下,利用此難得的機會極力擴大部隊規模。
實際情況也確如王英楷所料,在海城商團加入義勇軍的帶動下,以及義勇軍準備擴軍的訊息傳出後,牛莊、海城和鞍山等地的很多民間自發抗日武裝(包括一些土匪武裝)都紛紛要求參加義勇軍。
其中規模最大、最有名的是在遼東岫巖東南一帶活動的一支由桂花嶺煤礦礦工組成的鄉團武裝。他們自去年十月中旬至下旬,對於來犯的日本侵略軍極力堵御,以抬槍、土炮斃敵無數,與倭寇相持甚久。岫巖陷落後,數月來他們轉戰南千山山區和大洋河南北,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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