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第3/4 頁)

皇帝道：“每朝皆有小人。即使堯舜時代，尚有惡跡昭彰的四凶。”

王安石道：“誠如陛下所說，正因堯舜知道此四奸臣之劣跡而殺之，堯舜才能有其成就。倘若此四奸臣在朝不去，仍逞其陰謀而妒賢害能，賢良之臣亦必棄官而去。”

神宗聽了，頗為感動。他年方二十，像一般年輕人一樣，雄心萬丈，極願國富兵強。他為人善良而公正，圓臉盤，五官端正，和祖宗長像相似。宋朝的皇帝，到神宗以後，才明白顯出了精力衰頹的樣子。王安石心想年輕皇帝對遠大可期的熱望，終於點燃起來。自從那次密談之後，神宗皇帝就決定不惜赴湯蹈火也要完成王安石的變法計劃，即便犧牲其他所有大臣也無不可——結果竟不幸而如此。不知為什麼緣故，每逢賢德的老臣進諫反對王安石的新法之時，這位年輕皇帝的頭腦中便浮現出那“四凶”的影子來。

在神宗熙寧六年（一○六九）蘇氏兄弟回到京師之時，王安石被任為參知政事（副宰相）。隨後兩年之中，但見穩重的老臣紛紛離朝，御史臺遭到清肅排斥，繼之身為諫官的都是王安石的一群小人。王安石就職不久，就開始以大刀闊斧在政府各部門大事清除異己。抗爭之事此起彼落，整個官場鬧得烏煙瘴氣。賢德干練深乎眾望的大臣，對王安石公開反對。這位年輕的皇帝反倒不明白究竟是何緣故。王安石想盡方法，使皇帝覺得這場混亂紛爭，是皇帝和膽敢反對皇帝的那批奸邪的大臣之間的殊死之戰。

皇帝問道：“為什麼會鬧得這麼人仰馬翻？為什麼所有的大臣，御史，全朝的讀書人，都群起反對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說：“陛下要知道，陛下是要師法先王之道，為了事功，不得不清除這些反對舊臣。在反動的舊臣與陛下之間的奪權之爭，是不可免的。倘若他們獲勝，朝廷大權將落在他們之手，若陛下獲勝，朝廷的大權則仍將在陛下之手。那些自私的大臣，全都是存心阻擋陛下行先王之道。就是因此才鬧出這一番紛亂。”

有年輕好勝志在國富兵強的皇帝在上，有對自己的財政經濟學說堅信不移的宰相在下，實行王安石激進的政治財政改革已經如箭在弦了。實行新政的動機是不容置疑的。宋朝承五代殘唐紛爭殺戮的五十年之後，一直沒有強盛起來。而且，西夏、契丹（後來稱遼）、金，不斷侵略中國的邊境。中國與這些北方部落短期交戰之後，遂訂約言和。和約的條款對中國皇帝也是忍垢蒙羞的條款，因為那些番邦雖然承認中國的皇帝，但那是中國皇帝按年賜予他們金銀綢緞換來的，每年付出的財帛要由十萬到二十五萬縷。這自然使國庫財力大量外流。國內行政一向鬆弛洩沓！政府經費則捉襟見肘。王安石自命為財務奇才，能憑耍弄納稅徵兵制度便可以給國庫籌集款項。我相信藉在中國西北用武而恢復國威，是王安石政策中打動君心的要點，因為王安石當政時曾在西北由中國發動戰爭數次，其中有數次勝利，一次慘敗。為繼續作戰，皇帝需要金錢，為了籌款，國家財政制度必須改變。可是，我們不必懷疑力主新政者真純的動機，我們先看看那些財政經濟改革的嚴重後果吧。

王安石到達京都不久，司馬光就和他在神宗面前爭論起來，這次爭論就總括了雙方基本的歧見。這時國庫已到真正空虛的地步，到了春季的祭天大典，皇帝竟想免去賜與臣子的銀兩綢緞，這樣可以給皇家節省一筆錢。這件事引起司馬光和王安石之間一次爭論。王安石認為國庫空虛完全為朝臣不知理財之道的結果。

司馬光反駁他說：“你之所謂財政，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徵捐稅而已。”

王安石回答說：“不是。善於理財者能使國庫充裕而不增加捐稅。”

司馬光說：“多麼荒唐！總之，一國有其固定量的財富。這筆財富不是在百姓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論你實行什麼政策，或給此政策什麼名稱，你只是把百姓手中的錢拿過一部分交給政府罷了。”

皇帝有幾分持司馬光的說法，於是在隨後一兩個月內把新政暫行擱置。

不必身為經濟學家，儘可放心相信一國的財富方面的兩個重要因素只是生產與分配，諒不致誤。要增加國家的財富，必須增加生產，或是使分配更為得當。在王安石時代，增加生產絕無可能，因為那時還沒有工業化的辦法。所以一個財政天才之所能為，只有在分配方面。因為王安石基本上關心的，是充裕國庫，而增加國家財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稅收。王安石看得很清楚，富商與地主正以自由企業方式獲利，他不明白政府為什麼不應當把他們的利潤搶過來而由政府自己經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