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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怪想法，就是，骯髒汙穢就表示輕視物質環境，因此也就是精神崇高，於是合理的結論必然是：天堂者，惡臭燻人的天使集中處也。

老蘇寫《辨姦論》時，蘇東坡說他和弟弟子由都認為責罵得太重。只有張方平完全贊同。可是，事過不久，蘇東坡的同代人就看到老蘇的所見太對了。那篇文章至今流傳，足以顯示蘇東坡老父的真知灼見。

王安石接任三司判官不久，他就企圖試探一下自己的政治基礎。當時仁宗在位。他就上書論政，長達萬言。在此萬言書中，陳明他對改革財政的基本原則，“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他說自宋開國以來，政府即感財力不足之苦，此皆因缺乏一良好之財政經濟政策。此等政策之所以未為人所想到，只因為無偉大而有力者謀其事。他說當時有其權位者，卻無此大才。在全國之中，他亦不知何人具有此等才幹足以出任斯職。他很巧妙的指出若從事基本改革，必使之與古聖先生之道相聯絡，要使庶民相信不背乎先王之道。他又說，在順乎古代傳統之時，切勿師先王之法，但僅師先王之意，政策無論如何不相同，但皆以人民之利益為依歸。總之，那是一篇結構謹嚴文字老練的政論文章，論到政府的每一方面，財政、官制、教育，無不在內。

倘若王安石打算試探他的政治基礎，他發現他的政治基礎還在鬆軟下陷。仁宗皇帝把他的萬言之書看完，就置請高閣了。在隨後英宗皇帝短短的四年當政之中，王安石又蒙思召，但是他仍然辭謝不就。歷史家往往舉出的理由是，因為仁宗無子，仁宗駕崩後，他曾奏請免立英宗為帝，因此他心中感覺不安之故。

這時，英宗之子，將來要繼承帝位，現今正以王儲之身，居於京都，後來即位為神宗，王安石那時才因寵得勢。神宗為太子時，韓維為太子司文書事，而韓維對王安石則極為佩服。韓維常對朝政表示意見，每逢太子贊同那些意見，韓維就說：“此非臣之意見，乃王安石之意見耳。”於是，太子對王安石漸漸器重，希望將來他要借重王安石的政治大才。在英宗四年（一○六七），神宗年二十歲，即帝位，立即任王安石為江寧知府，九月又將他擺登翰林之位。王安石與他的好友韓維不斷聯絡，深信他的機會終於到來。他這次違背了以前的老習慣，聖命一到，立即拜受了官職。但是延遲晉京，七個月後才成行。

神宗皇帝說：“先王之時，王安石一向謝絕任命，不肯來京都。有人以為他冒失無禮，現在他仍然不來，稱病為藉口。是真有病在身？還是冀圖高位？”

這一時期，朝中有兩位元老重臣，互相嫉恨：一為曾公亮，一為韓琦。韓琦在三朝繼續擔當宰相與樞密之職，已有權責太重之勢。曾公亮在企圖動搖韓琦之時，希望拉王安石為有力的同黨。他向皇帝力保王安石真有宰相之才具，皇帝應當對他的話信而不疑。另一方面，大臣吳桂深知王安石之為人，他警告皇帝說，若使王安石得權，必致天下大亂。

最後，在神宗熙寧元年（一○六八），王安石已然深知皇帝對他的態度，乃自外地來京，奉召入朝，奉準“越級進言”，不受朝儀限制。

皇帝問：“朝政當務之急為何？”

王安石回奏道：“以決定政策為要。”

皇帝又問：“卿以唐太宗為如何？”

“陛下當以堯舜為法，固不僅唐太宗而已。堯舜之道行之亦甚易。後世儒臣並不真瞭解先王之道，認為堯舜之政，後世不可復見。”

皇帝聽了頗覺稱心，但謙謝道：“卿之所望於寡人者過奢，恐怕寡人無以符賢卿之望。”

後來王安石得到一次單獨召見的機會，別的官員已全退去。那是王安石的千載良機。

皇帝說：“坐下。我要和你長談。”皇帝陛下開始問他為什麼過去兩個明君（其中一個是唐太宗）一定要獲得賢臣為相以輔佐朝政。皇帝提出的兩個賢相之一併非別個，正是諸葛亮，可以說是歷史上最賢能的宰相。王安石又使談話不離三千年前的堯舜之治這一題目。他說他願談堯舜的賢相。他說諸葛亮在高人心目之中，無足多論。諸葛亮的政治才幹，也不過是按部就班，循序漸進，以達到一個明確的目標，此種做法決不適於像他這等急躁自信的財政經濟的鬼才。

王安石接著說：“陛下如今御臨一個地大民多的國家。國家昇平百年之久，全國才智之士如此之多，竟無賢德才智之臣佐陛下以為善政？其故恐在陛下無明確之政策與用人不專故耳。今日雖有非常之才，一如當年輔佐堯舜之賢臣，如受小人之阻撓，亦必棄職而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