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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精神小村落，究竟在哪裡？

想起了我遠方的一位朋友寫的一則小品：兩隻螞蟻相遇，只是彼此碰了一下觸鬚就向相反方向爬去。爬了很久之後突然都感到遺憾，在這樣廣大的時空中，體型如此微小的同類不期而遇，“可是我們竟沒有彼此擁抱一下”。

是的，不應該再有這種遺憾。但是隨著宇宙空間的新開拓，我們的體型更加微小了，什麼時候，還能碰見幾只可以碰一下觸鬚，然後對視良久，終於緊緊擁抱的螞蟻？

來一次世間，容易嗎？

有一次相遇，容易嗎？

叫一聲朋友，容易嗎？

仍然是那句話——

學會珍惜，小心翼翼。

關於名譽

好人自殺

世間最悲痛的事，莫過於好人自殺。

好人自殺，原因很多。有些名震國際的作家、藝術家也走這條路，是出於對生命的特殊感悟，雖然高貴卻畢竟罕見，不宜作為普遍現象來討論。我感興趣的是古往今來大多數普通好人的自殺原因。

只要稍稍閉眼一想，有一個原因就會立即浮現出來，並且幾乎毫無爭議地佔據主要地位，那就是：為了名譽。

為了名譽，這麼多善良無辜的軀體居然願意撕裂自己、殞滅自己，結束自己的存在狀態，細細想來，實在讓人震顫。有時在電視中看到世界某地一些動物在海灘邊上或密林深處自殺，已經使我們難過得說不出話來，何況我們說的是人，而且是好人。逼迫好人自殺的一定是邪惡，但好人既然連死都不怕，為什麼要去怕邪惡？可見還有一種比邪惡更為恐怖的力量橫亙其間。

一九三五年阮玲玉自殺留下的遺言是“人言可畏”，“我不死不能明我冤”。我們未成年時從書上讀到這個遺言十分困惑，心想面對一些閒言碎語何至於此，不予理睬，或大聲抗辯，不就結了？後來隨著年齡增長才慢慢知道，人世間有一種東西你即便不理，它也在盈縮消長，你如去對抗，則往往勞而無功，甚至適得其反，而它又是那樣強大而恆久，幾乎能夠決定你的社會地位和人際關係，那就是所謂名譽。對於閒言碎語，阮玲玉可以怒目而視，但對它，阮玲玉只能瑟瑟發抖。因此，並不是人言可畏，而是名譽可畏。人言是純粹的客體，名譽卻可以籠罩自己，如果坦直地說名譽可畏，就會分不清自己該承擔多少責任，它成了一種神秘而巨大的恐嚇。

在阮玲玉自殺四十餘年後的一九七八年，我家鄉的一位女青年在邊疆農場受到嚴重毀謗，而在當時，我國還沒有建立反毀謗機制，喪魂落魄的她就在一次射擊訓練中把槍口指向了毀謗者。她成了殺人犯而理所當然地被捕，並且必將重判，這是她意料中的，因此她的舉動至少有一半也可算作是自殺。沒有想到的是，當這個案件的來龍去脈在報紙上以整版篇幅公佈之後，她在獄中收到了難以計數來自全國各地的同情信件。那時人們剛從“文革”浩劫的陰影裡走出，對於人身毀謗、名譽侵害，有普遍的切膚之痛。無論是她還是同情者，都把名譽看得比生命還重。

我原先一直想用遠眺或俯視的目光來看待這個問題，因為近距離的刺痛往往不適合文學情懷，但事實上卻很難做到。你看，就在我寫前面幾段文字的時候，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又一顆高貴的靈魂為了捍衛自己的名譽而殞滅了，那是日本繼黑澤明之後最傑出的電影導演伊丹十三。伊丹是一位勇敢的文明鬥士，他與妻子宮本信子拍攝的電影強烈地抨擊時弊，揭露黑社會，並號召人們與之鬥爭，因此引起黑社會各暴力團伙的刻骨仇恨，一再威脅恐嚇、襲擊騷擾，但是，這一切都沒有使他屈服。怎麼也沒有想到，他像戴安娜王妃那樣遇到了以追蹤偷攝為業的“狗仔隊”，一家雜誌刊登了他與一位年輕女職員一起走路和交談的照片，並藉此說他們有不正當的男女關係。伊丹原定就此發表宣告，不知怎麼突然改變主意，決定自殺，他在遺書上寫道：“新聞界各位，我願意以死來證明我的清白，除此別無他法。請諸位今後多多關照官本信子，她是日本最好的妻子、母親和演員。”在放著這份遺書的辦公桌上，電腦螢幕仍顯示著宮本信子的照片，他是看著愛妻的照片寫遺書的。

為什麼面對暴力團伙能夠如此堅強的硬漢子，會在捕風捉影的照片和謠傳前消滅自己？因為暴力襲擊不僅無法損害他的名譽反而會使他大大增光，而那個看來十分無稽的謠傳卻是一切仇恨他和熱愛他的人都會密切關注的，在這種關注中，無論是他，還是他的妻子，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