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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中一再受到質疑。但直到兩年後因被日本刊物鄭重發表而自動闢謠，還是鬧不清當初謠言的起因。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得知曾經有一位同事在某個場合說過幾句無關痛癢的話。

這位同事在感嘆學外語的重要性，責怪自己學遲了。他說，原先讀周先生的論文還半懂不懂，學了日文讀了日本學者的著作，一下子就懂了，這種感覺真是愉快。

當時在場的人就問：周先生論文的觀點和日本學者一樣？這位同事寬厚地說：你們不當家不知柴米貴，搞學術研究哪能天天標新立異？然後不斷讚歎周先生用功，自己比不上。

我沒有仔細調查，無法肯定這番談話便是周先生兩年困擾的直接起因，但僅僅這幾句話，已經大致具備了構建一個謠言的基本條件。只不過如要追究，他的話句句穩妥，什麼也追究不到。

又想起了我們每個人都可能聽到過的一段話。這段話是以一個問題開始的：“廠長，最近你沒有批評過王處長吧？”

廠長想了想，搖頭否認。

“我說呢，王處長是廠長一手提拔的，怎麼會說這種話？這麼一個聰明人，根本不可能忘恩負義。一定有人嫉妒，用謠言挑撥你們的關係。既然是謠言，我也不傳了，你也別往心裡去。”

堂堂一個廠長當然不便問謠言是怎麼說的。他更難以明白，剛才聽到的卻是一個真正的謠言。這個語言沒有具體內容，沒有具體內容的謠言連闢謠也無從闢起，那就成了一種最柔韌的隱性謠言，很難不聽，又很難擺脫得了。

請再看兩段。

“現在文化界都在盛傳，您老寫的那個劇本，被導演改得剩不下幾句了。我想您老的寫作功力不至於如此低下，而這位導演也不會如此大膽吧？”

“我親耳聽到，他邊笑邊說，出版個人日記就像當眾洗澡，您最近出了一本，會不會……”

三，誇誇其談的造謠者。

這種人物在表現形態上更像一個智者。生活的奧秘、人生的規則都裝在他們心中，他們能預測，能判斷，能分析，而且一切都合乎情理，於是順便也就在旁聽者欽佩的眼光中把判斷的邏輯稍稍往前延伸，而這種延伸就是造謠的起點。

“我到過他紐約的住所，是地下室，但收拾得一絲不苟。大家想一想，一個工作繁忙的男人突然把生活收拾得那麼精細意味著什麼？只能是兩種可能，第一可能是他要經常接待一個自己非常在乎的人；第二可能是這一切本來就是另一雙手收拾的。這雙手，當然是整理家務的能手。這也難怪，美國這樣的地方，兩人合在一起生活總比一個人生活更節約，而妻子又隔得那麼遠……”

這就是這類人很典型的話語方式。他們未必有造謠的故意，主要是在逞示自己的觀察智慧，但是，一個引起婚姻悲劇的謠言已隨口吐出。

在錯亂的政治背景下，這樣的誇誇其談更是處處可見，所造成的結果越加荒誕無稽。“文化大革命”中，一個個專案組、一次次大批判，幾乎都是在聲色俱厲的誇誇其談中大量炮製謠言，炮製者的神情無一不是洋洋自得。這種毛病甚至連原先挺樸實的工人、戰士也傳染上了，輕輕鬆鬆造謠，毫無思想顧慮。

這是“文革”中一個略有文化的工人宣傳隊隊員對一位教師的批判發言，這個工人親自查到了教師家中的一個罪證：“我一踏進他家的門，就發現他把燈泡的罩紙剪成了多角形，這個多角形，就是國民黨黨徽！在座的學生可能不知道，但按照他的年齡，怎麼會不知道國民黨黨徽？再說，他故意把這張紙罩在燈上，意味著黑暗中的光明，他作為一個文學教師，難道不知道象徵和比喻？”

誇誇其談的造謠者總喜歡擺出一種既居高臨下、又明察秋毫的架勢，很容易鎮住很多知識水平和心理素質比他們更低的人。被鎮住的人沒有能力辨識真偽，而有識之士又不屑與之饒舌，於是他們在造謠的能量上也往往非同一般。在街坊鄰里間，他們半分析半造謠地播弄著一家家的婆媳關係、妯娌糾葛，普及著人際矛盾的種種複雜規則；在文化學術領域，他們談笑風生地揭示著學者、專家的愚笨無知，鋪排著名人、明星的歷史問題、行為軌跡；在證券市場，他們像投資專家一樣侃侃而談，傳授著股市訣竅，透露著一個又一個無須驗證的金融情報……他們的宣講臺無處不在，確實也經常遞送給人們許多基礎知識和機智言詞，但濾去了這一切，他們最根本的饋贈始終是謠言。

對於這樣的熱心人物我們往往無可奈何，唯一的教訓也許是：今後遇到那些對人世間的一切知道得太多的人，不要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