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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造謠機制的起點上，常常有以下幾種人物。

一，怒氣衝衝的造謠者。

這種人物臉色很正，聲調很高，初一看是一個血氣方剛、義正詞嚴的社會批判家，不管是別人還是他自己，都萬萬沒有想到能與造謠連在一起，更何況他們對謠言的批判也同樣猛烈，但事實上，他們恰恰是造謠者。而且由於他們總是挾帶著自以為正確的強硬社會觀念，喜歡在大庭廣眾之中大聲宣講，因此在造謠活動中發揮著特殊功能。

先看一段例項。

改革開放初期，我曾在一個大型座談會上聽到一家企業的前任領導在大聲地批判現任領導班子的劣跡：“我們是堂堂正正的國營企業，但有人當官不到半年就天天與身份不明的美國人泡在一起，搞私下交易。領導班子五個人，竟有三個人的孩子在考美國人的託福，請問，他們到底要託誰的福？”

發言者的社會觀念和個人恩怨我們暫且擱置不論，至少據我事後瞭解，他所說的“天天與身份不明的美國人泡在一起”的“天天”二字不是真實的，“搞私下交易”也是不真實的，幾句話中兩處造了謠。但這種造謠被裹卷在一種浩蕩的批判聲勢中，讓人不易覺察，最多隻覺得用詞過於激烈。會有人看出他是極左派，很少有人看出他是造謠者。

再舉一個例子。

我在做教師的時候，一直聽到學生風氣敗壞，居然在集體宿舍中同居，為此學校曾嚴加處分，大家都贊成。後來我擔任了這所高等學校的負責人，在一次辦公會議上又要討論新的處分決定了，想到最後在這份決定上簽字的應該是我，便留心多問了一句：“對這事，有敢於承擔責任的證人嗎？”

當即有兩位幹部說，他們去檢查宿舍，就看見這兩個學生大白天躺在一個被窩裡。

我一聽就忿然，因為我們的每一間學生宿舍是多人同住的，這怎麼可以容忍？但畢竟又覺得有點不可思議，便說：“在座諸位都是結過婚的，因此請原諒我要問得細緻一點……”

層層盤問的結果終於真相大白。原來學生宿舍沒有留給客人坐的凳子，這個男生的女友來了，便雙雙靠牆坐在床上談話，天太冷，就把被子搭在身上了。是“一個被窩”，卻是一個衣冠楚楚、靠牆而坐的被窩。

從這件事聯想到，常常把老先生們氣得鬍子發抖的所謂“世風日下”，其間至少一部分只是謠傳加想象所致。

但又不能說那兩個見證的幹部在故意造謠，他們本來就認為男女學生談戀愛已經不對，擁被而坐當然更應該阻止。可惜這一切被一種燃遍處處的熊熊烈火作了升溫處理，不知不覺間成了一個具有明顯傷害性的謠言。差一點，我在那份處分決定上籤了字，好險！

問題是這種險情處處都有。大凡一種偏執的社會觀念淬上了火，就需要以超強度的敏感尋找對立面，這種對立面有一半是“心造”的，因此也就為造謠留出了地位。有時，社會觀念變了，但有些人的“淬火”習慣沒有變，即便在糾正以前錯誤時也用誇張的手法，聽到風就是雨，永遠慷慨激昂。例如，“文革”中很多人由衷地相信周圍有大量的“反動分子”，揭了一批又一批；而“文革”結束後的這二十年來，又總有人喜歡揭露自己周圍的人是“文革”造反派的“漏網分子”，大多是不問年齡、不問證據、不間當年的清查結論和基本政治常識，一味怒氣滿面、義憤填膺。為此我曾給自己一個學生的單位領導寫過信，說清算一算吧，謠傳說他當造反派頭頭那年，他才十三歲；我也曾專程到北方，為我的一位同學解過圍，說我以一個現任學校領導的身份鄭重證明，這位劇作家沒有像謠傳中說的那樣在“文革”中打過人。後來，這方面的謠傳一度又繞到我自己身上。這種製造既是故意又不是故意，卻誰也不承認是惡意，有時甚至是特定意識形態下的“好意”。至少，好像是為民除害，剛正不阿，在我們中國特別有空間。

二，躲躲閃閃的造謠者。

這種人物與前一種相反，毫無跋扈之氣，常露溫煦之色，從不銳利攻陷，也不輕易論斷。他們心中，至多隻起一點不平衡的溫怒，或一點朦朦朧朧的慾望，但一經盤算，如果展現這種慍怒或慾望可能得不償失，因此一直在等待他人之力，他們只不過在需要時略作引導罷了。說他們陰險，他們又不作什麼壞事，但低調的生態卻使他們成了輿論中舉重若輕的灰色支點。

還是舉例。

優秀的研究者周先生曾受到過一次不小的困擾，他的兩篇重要論文被謠傳為日本同行的“第二手產品”，結果在科研成果鑑定和職稱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