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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承楹想出個辦法，在上樓的門口裝了個小門，大人可以開，小孩不會。等到他會了，也不會摔了。後來他又做了一個大木箱，裡頭裝滿了沙子，擺在院子裡讓祖焯玩。這在當時是很新鮮的事，那時北京人沒聽說過為孩子訂做個沙箱，讓孩子玩沙的。夏承楹從外國雜誌看到這種東西，覺得可以效仿，就自己動手做了一個。

當時二房的老四夏祖考上上海交大工學院，唸了一學期就因肺病休學在家。祖愛看書，白天含英、承楹上班，就讓祖上他們的小樓看書。當時二房五個孩子，有四個肺病躺在床上。含英、承楹不怕被傳染，尤其是自小膽大的含英，常常去探視這幾個養病的兄妹。喜歡幫助人、有人情味是林家人的特性。“六叔、六嬸對我特別好，六嬸常從圖書館帶書回來給我看。我的英文後來好，走上教英文的路子與他們有很大的關係。那時六叔也常會拿他自己發表過的稿子給我看。他把發表過的稿子貼了好幾本，內容很豐富，我還記得其中有一本叫《敝帚集》。”七十四歲的祖回憶道。後來祖病癒，重新考入中央大學外文系。

淪陷時期，祖在上海，夏承楹寫信給他，託他買英文版的《讀者文摘》，想看看中國之外的人怎麼看世界。夏承楹不買日本人制造的收音機，因為這種收音機只能收聽日本電臺節目，他不想只聽日本人報的新聞，他想聽聽美國人怎麼說，他的收音機可以聽到外頭的英文短波，這樣就知道戰爭打得怎麼樣了。有一天，突然有人來檢查，含英很機警，馬上跑上小樓“譁”一下子把天線拉斷，塞在桌子底下，才沒被查出來。

1。臺灣的半個文壇

“海音在家嗎？”有人在敲我們的玻璃窗問。

“在家，在家，請快進來坐。”母親擲筆而起，欣然應道。

“是琦君阿姨來了！”我們跑到院子裡迎接。這隻小手接過她自制的紅豆糕，那隻小手送上一雙繡花拖鞋，我們都受了母親的感染，最喜歡家裡有客人。琦君阿姨剛脫下鞋，我們的小腳就迫不及待套進她那雙用白粉加水抹白的縷空花半高跟鞋裡了，姐妹倆輪流穿著在院子裡吧嗒吧嗒、搖搖扭扭地走，一直到母親喊：“進來吃紅豆糕嘍！”

我們一人拿一把小板凳端坐在琦君阿姨面前，聽她說話。她身上那件自己繡的珠珠毛衣真漂亮，上頭總有上千個小珠珠吧，我想。她滿肚子的故事、笑話和典故，真好聽，我入神地望著她那兩顆各缺了一個小口的門牙聽著，突然我問：“潘阿姨，你的牙齒怎麼掉了一塊？”“不是掉了，是我從小一邊聽大人說故事，一邊磕瓜子，磕出來的。”說著，她熟練地把瓜子送進嘴裡，對準了那個缺口就一咬，“咔嚓”一聲，瓜子裂開了。一會兒工夫，桌上就是一堆漂亮的殼了，一顆也沒吃歪過。

正值青少年的祖焯走進來，看見一群女人在客廳吃瓜子聊天，他一本正經地說：“男人不能吃瓜子，男人一吃瓜子就成了女人了。”

琦君說話又多又快，旁人插不上嘴，父親曾說世間有三件“不斷”事務：一“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二“抽刀斷水水更流”，三是琦君的談話。琦君阿姨真會說故事，我們常常聽著聽著眼裡盛滿了淚水。她不但會說故事，還會學人說話：四川腔、上海話、山東話、湖北腔……還有模仿緊張大師張秀亞阿姨、“糊塗老鄉長”沉櫻阿姨……母親也以純正的北京腔模仿各種方言的荒謬。她們觀察力真強，記憶力真好，說起話來就像畫家畫畫一樣，總是把那最精彩的一部分框出來。

父親在紙門裡三個日式榻榻米的三疊室寫他的《玻璃墊上》，信差老詹在門口等著收稿。寫完稿，父親輕鬆地拉開紙門，看見一屋子的女作家，說：“我有好茶，我給你們泡茶去！”父親不會吃瓜子，不會敬菸，不會敬酒，但會敬茶。他泡的好茶就像他那個人，溶入了多少代中國家庭的書香，是要慢慢體會的。

如果說母親是太陽，父親就是月亮，他們的光日夜照射著這個家，這家裡的孩子是有福的孩子。

有人說，半世紀以來，何凡、林海音的家就是臺灣的半個文壇。寫作的人到了夏府，如沐春風；不寫作的人，好似穿越一道光，從此變成文人，甚至也進入了文壇。

余光中在香港中大執教的那些年，每次回臺北，都會受邀到林海音家與文友聚會，他有一種“好像到了夏府，才像回到臺灣，向文壇報了到”的感覺。女作家潘人木退休後，經常到美國探兒女，每回回到臺北都特別高興，因為“臺北有一間屋子，裡面的燈光特別溫暖，而燈光下又有兩位特別可愛的人——海音和何凡”。林海音像塊磁石，“吸”來四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