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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姐姐的筆友是一個奧地利猶大人，名叫愛蒂斯。1938年3月發生了希特勒吞併奧地利的事件。她的父親是一個銀行家，給我的父親寫信，問我們是否能夠照管他的女兒。他已經清楚地預見到事態的發展。我們得經營商店，既沒有時間，也沒有財力獨自承擔這份責任。但是我父親得到格蘭瑟姆扶輪社的支援，愛蒂斯來到我們鎮，到各家輪流居住，直到她到南美洲去與她的親戚住在一起。她17歲，個子很高，很漂亮，穿著很講究，一看就是來自小康家庭，英語也講得很好。她告訴我們在反猶太人政權下猶太人的生活狀況。她講述的一件事牢記在我的心中：猶太人被送去擦洗大街。

我們希望結束希特勒的邪惡，如果必要，訴諸戰爭也在所不惜。從這一點來看，慕尼黑協定沒有什麼值得驕做的。我們知道，由於慕尼黑協定，英國預設了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逆不道。50年後，我作為首相訪問捷克斯洛伐克並在布拉格聯邦議會講話。我說：“1938年當災難性的綏靖政策使希特勒消滅了你們的獨立時，我們沒有支援你們。雖然丘吉爾很快就廢棄了慕尼黑協定，但我們仍然保持著羞恥的記憶。”當英國參與放棄其他國家的領土時，那是最糟糕的外交政策。

但同時，我們記得當時英國和法國毫無準備打一場大戰的可悲處境。在慕尼黑危機期間，戰爭一度似乎是那樣臨近，當宣佈危機得到解決時，我們感到鬆了一口氣，不打仗了。不幸的是，有些人被德國的宣傳欺騙了，相信希特勒在保衛受捷克人壓迫的蘇臺德地區的德國人。如果那時開戰，我們不能得到全體自治領的支援。1939年3月德國人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剩餘部分，這時幾乎每個人都認識到，綏靖政策是一場災難，為挫敗希特勒的野心，必須打仗。甚至那時，工黨在下一個月的投票中仍然反對徵兵。在格蘭瑟姆也存在著強烈的反戰情緒：衛理公會的許多人反對1939年5月的政府徵兵。而且，一直到戰爭爆發甚至爆發以後，和平主義者還在鎮上宣傳他們的主張。

戰爭還是很快降臨到我們的頭上。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9月3日星期天上午11點，按照英國的最後通碟，德國人應該撤兵，我們守在收音機旁，翹首以待，但希特勒拒絕撤兵。這是我記憶中我青年時期唯一沒有去教堂的一個星期天。內維爾·張伯倫從唐寧街10號的內閣辦公室現場播出命運攸關的講話。他告訴我們戰爭開始了。

到這時，人們自然會捫心自問，事情怎麼會發展到這一般田地。我父親每週從圖書館借出兩本書，一本“嚴肅”的書，他自己（和我）看；一本小說，我母親看。結果我發現我讀的書是我這個年齡的女孩一般不讀的書。很快我就知道我喜歡讀什麼書，即關於政治或國際事務的書。例如，我讀了約翰·斯特雷奇的《即將來臨的奪權鬥爭》。這本書最早於1932年出版，預言資本主義不久將被社會主義代替。我們這一代中有許多人感到這本書激動人心，內容新穎。

但是，我的本性和教養註定我是一個“真正的”保守黨人。不管我讀多少左翼書籍，不管聽多少左翼評論，我的政治信仰都沒有猶豫。我這麼說可能不時髦。但我對自己一直有清楚的認識，儘管我在政界有些了不起的朋友，他們對自己的立場和所持立場的理由內心常常受到衝擊，儘管是許多年後我才懂得我相信的政治哲學的背景。就此而言，現在看來我是不同尋常的。在30年代和40年代，左翼主導著政治議程，儘管丘吉爾在戰爭期間領導政府時這一點被掩蓋起來。這個時期出版的許多書表明了這一點。左翼把右翼說成綏靖派，而且宣傳得相當成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維克托·戈蘭茨的左翼讀書俱樂部，即所謂的“黃顏色的書”。有一本書影響特別巨大：《罪人》，是與邁克爾·富特合寫的，作者化名“凱圖”，此書於1940年敦刻爾克撤退後不久出版。

1938年秋天慕尼黑協定簽訂後，羅伯特·布魯斯·洛克哈特的暢銷書《武器還是奶油？》出版。洛克哈特遍遊歐洲，去了奧地利（在納粹控制下），後來去了德國，正是希特勒全勝的時期。有報道說，德國一家全國性的報紙編輯告訴他說，“德國需要和平，但是她需要的是符合她的條件的和平。”這本書結尾時是這樣描述的，“2000人的整齊的腳步聲”喚醒了作者洛克哈特，他從窗戶向外望去，在霧氣瀰漫的黎明中，“納粹德國已經行動”。

同一個主題更具新意的書是道格拉斯·裡德的《狂妄場》。這本書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裡德親眼目睹隨著納粹影響的擴大猶太人受到的迫害。他描寫了納粹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