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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處境會好些，會使英國職工大會為難。事實是，英國職工大會的表態無疑使我們處於被動地位。這一事件給我的教訓是，在其後果未得到充分權衡以前，既不要接受也不要拒絕任何表態。

在福拉德街我家的寓所裡，丹尼斯和我在燭光下談論著政府當時所處的困境。很清楚，政府犯了許多錯誤。而且，如果我們想辦法度過了當前的危機，那就必須對政府的方向提出一些根本性的問題。然而，無論我們已經採取的做法有多麼不同，無可置疑的是，我們現在面臨著一場我們必須獲勝的鬥爭。不同程度地受到其他工會和工黨支援的礦工，正在違抗議會制定的法律。那些鬥士們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搞垮政府並一勞永逸地表明，英國只能按照工會運動的意向進行管理，這一點不僅是我作為保守黨內閣大臣不能容忍，而且其他千百萬看到國家基本自由受到威脅的人也不能容忍。丹尼斯和我，我們的朋友和大多數我們黨的工作者們都感到，我們現在必須接受挑戰，而且唯一的方法就是舉行大選並贏得大選。從這時起，我一有機會就極力倡導這一見解。

然而，特德·希思的態度使我感到吃驚和困惑。他似乎脫離了現實“他更關心第三階段的前途和石油危機，而不是政府的生死存亡這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內閣的討論集中於策略和細節，從來不談根本性戰略。這種內容的討論也許可在其他場合進行，但我說不準。無疑，他們缺乏緊迫感，令人不可思議。我想，這是由於特德心裡想拼命避免進行大選，因而不願嚴肅地考慮舉行大選的可能性。最後，也許正如我們有些人猜想的，由於他的核心成員對這個問題意見分歧，他終於在1月14日，星期一分幾批把我們召到唐寧街10號他的書房去見他。

到這時，我們離2月7日——最好的、最可能早的日期——大選的最後限期沒有幾天了。在我們這一批去唐寧街10號的人中，主要是約翰·戴維斯和我發表講話。我們二人都強烈地勸說特德面對事實，不能讓工會這樣違抗法律和民主選舉的政府的政策。我們應及早舉行大選並問心無愧地為“誰統治英國”的問題而進行鬥爭。特德很少講話。似乎他要我們來只是為了走形式而不是出於任何其他目的。我看得出他不同意我們的意見，雖然他沒有這樣說，我離開時感到沮喪。我仍然相信，如果他早一些舉行大選，我們可能有突破，因為我們有可能將競選運動集中於工會權力問題。

1月24日星期四這一天內閣開了兩次會。當時擔任能源大臣和黨的主席的彼得·卡林頓主張對電力限制放寬些。但是，由於上邊我所說的原因，我們之中許多人都對這種建議感到優慮。那天晚上舉行的第二次內閣會議是在全國礦工工會執委會為罷工決定進行投票後舉行的。這或多或少使形勢發生了變化，更加有利於採取謹慎從事的態度，儘管對限制措施稍有些放鬆。我感到，贊成罷工的票可能佔多數，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接下來就要進行大選運動了。

下一個星期三，1月30日，礦工投票結果尚未揭曉，內閣召開了緊急會議。特德告訴我們內閣已經收到了工資委員會關於各種工資比照級差的報告。問題是，我們是否接受這個報告並建立一個新機構以便調查因“比照級差”而提出的工資要求。礦工們一向揚言要求提高他們的比照級差工資——因此他們拒絕了特德提出的“社交時間加班工資”，而且這一提議適用於所有倒班的工人。工資委員會的報告可能為他們在收入政策範圍內解決問題提供基礎——尤其是因為該報告特別支援這樣一種意見，即由於“外部事件”而使某種工業的重要性產生的相對變化，也可作為決定工資時考慮的一個因素。迅速增長的石油價格正是這麼一個“外部事件”。

我們感到政府沒有其他選擇，只有建立處理有關“比照工資級差”的機構。不這樣做會讓人看來似乎我們在極力設法阻止礦工問題的解決，何況我們已經接受了有關“比照工資級差”問題的報告。而且當時很可能舉行大選，我們的每一步驟都要考慮公眾輿論。

但是，對於如何做到這一點，還有重要的策略問題。我們可以把要求英國職工大會接受工資政策的原則作為條件。我們可以規定，在工資委員會進行調查時，礦工要復工並接受國家煤炭局現在提出的條件。在當時情況下，這些條件並非不合理，但是英國職工大會和全國礦工工會卻很可能不接受。

特德和幾個大臣一起起草了給英國職工大會和英國工業聯合會的信，信中提到把礦工接受當時國家煤炭局的條件和復工作為條件。該信邀請英國職工大會和英國工業聯合會進行談判。我猜想特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