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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芬奇利選區的議員，我對在英國的猶太人對我們的政策的感覺有第一手的瞭解。戰爭開始的幾天對以色列特別不利——形勢比1967年糟得多——我每個小時都聽新聞。內閣中有些艱苦的討論。亞歷克·道格拉斯—霍姆不失風度地為該政策辯護，而特德則決心頑強地控制住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在他看來這個問題將決定我們整個經濟戰略的成敗。最後，他直言相告，部長們正在傳閱他的便條，上面提出了要求他們表示贊同的公開路線。

第六節　遭到報應

11月13日星期二內閣充滿了憂鬱的情緒，因為每個戰線的危機都在加劇。託尼·巴伯告訴我們，這一天的10月份貿易數字將顯示出另一個大赤字。人們在談論削減公開開支和提高稅率（最低借貸利率事實上已提高到13％的創記錄的水平）。看來還得再宣佈一次緊急狀態，並且要下命令限制商業建築物照明和取暖用電。甚至還在談論要發石油票。我當時不知道的是這些措施中還包括停止學校取暖用電的計劃；事實上，我只是在第二天無線電廣播新聞中才聽到這一訊息。我極為生氣，一方面因為這是一個政治上愚蠢的行動。另一方面是因為事先沒有與我商量過。我進去找工業大臣湯姆·博德曼，在經過外交家們稱作的坦率交換意見之後，這一措施停止實行。

然而，關於學校取暖問題的不同意見是更廣泛的爭論的一個部分，一直持續到宣佈大選之後。當我們要在節約能源的措施問題上做決定時，我們是應當偏嚴些呢還是應當偏鬆些？這不僅僅是個技術問題；因為我們不知道礦工禁止加班加點的命令將持續多久，在甚麼時候或會不會升級為一次罷工，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工業能夠克服電力短缺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很自然地至少要密切地看一看政治方面的影響。但在這方面也存在大量不確定因素。採取最嚴格的節能措施肯定將有助於使一般公眾確信，在國際上出現嚴重經濟問題的時刻，這是由工會的好鬥性引起的真正的緊急狀態。但是，也有這樣的風險，即人民因限制措施而發怒，特別是有些看來不必要的小的措施，如晚上10點半以後關閉電視廣播的決定。然後，此後的任何放鬆措施，當然又都會遭到批評，說這表明我們過去是小題大作了，而且無疑，首先是保守黨出於政治原因造成的。

12月初，特德採取了一個精明的行動。他將威利·懷特洛從北愛爾蘭事務部調回，代替莫里斯·麥克米倫擔任就業部大臣，威利既隨和又老練，如果要想找到與礦工的鬥爭的出路，這兩種素質的結合是特別必要的。政府的地位也增強了，因為，也許是出人意料的，由於公眾對礦工的行動很憤怒，民意測驗表明我們明顯領先於工黨。在這種情況下，除了最好鬥的工會會員外，都擔心對抗將促使大選的來臨。不久，新聞界對這方面的推測開始增多。

12月13日星期四，特德宣佈實行3天工作周以節約能源。他當天晚上還作了廣播講話。這給人一種危機感，使得全國意見兩極分化。最初，工業產量或多或少停留在原來水平，這本身就說明英國工業不少部門效率低和超員。但當時我們並不瞭解這一點。我們也不可能知道3天工作周能維持多久。我發現保守黨內部強烈支援政府採取的措施。對幾天以後宣佈的削減12億英鎊公共開支的必要性也是理解的。

在這一階段，我們相信我們可以依靠工商界領導人。聖誕節前不久，丹尼斯和我去蘭伯赫斯特參加一個朋友家的晚會。由於削減供電，我們藉助果醬瓶裡的燈光上了樓梯。整個氣氛頗有戰爭時期的味道。那裡的商人都一致認為：“要反抗他們、奮戰到底、送他們走、我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這些話在當時都是很鼓舞人心的。

似乎沒有一個體面的或令人滿意的辦法解決糾份。與全國礦工工會的談判沒有任何結果。如果全國礦工工會在此條件的基礎上恢復工作的話，政府提出將立即對礦業和礦工工資的前景進行調查，但這個建議被全國礦工工會斷然拒絕。1974年1月9日，英國職工大會在全國經濟開發理事會會議上表示，如果給全國礦工工會提供更多的好處，他們將不把這一點作為解決其他問題的談判依據。託尼·巴伯拒絕了職工大會的這一表示。從而失去了一個解決問題的機會。第二天託尼向我們解釋說，他認為那是一種宣傳伎倆，而不是一個嚴肅的表態。儘管後來內閣同意繼續就英國職工大會的表態進行工作，邀請了英國職工大會的人到唐寧街10號來舉行了幾次長時間的會議，然而損失已經造成了：看來好像我們對這個問題不感興趣。我們如果接受了職工大會的表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