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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款學校的學生名額。我對此不得不進行干預，以保證有學生補足這些空缺名額）但不管怎樣，只有少數家長和孩子能夠透過這種辦法逃脫惡劣條件；當我告訴那些母親，在現有體制下我實在無能為力時，心情無比沉重。

只是到後來當首相以後，我才能對他們進行一些實實在在的幫助——先是實行“助學計劃”，繼而設立“撥款維持學校”。今天依舊保持著這種情況，但並不完全令人滿意。我們應該做到更加容易開辦新的學校，以便讓家長有更多擇校機會。如今要求實行教育擔保貸款的議論日益強烈。它將最終彌合私立學校與國立學校之間的鴻溝。

此外，最近幾年我很欣賞一種想法。保守黨人保衛文法學校也就正是在當地保衛一種現有的社會公共機構，這種機構為不同背景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機會“同時我們也是在保衛一種原則——即國家應按能力這個唯一標準挑選孩子，並把他們送進僅有的兩種學校之一，這種原則遠比與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相聯絡的自發社會秩序更符合社會主義和集體主義。國家按能力挑選學生是統籌規劃人力資源的一種方式。教育多樣化和講求辦學質量——這一原則具有非常鞏固的基礎，在政治上也是完全站得住腳的；父母願意擇校，而不是國家按能力挑選，證明了此項原則的正確。

儘管如此，可是到1970年底，情況已經變得非常清楚，一時還不會擺脫綜合教育。

第三節　科學與教師培訓

我到教育部任職，個人懷著對科學的濃厚興趣；部內有關科學方面的工作由我分管負責。當時根據科學家的建議，把一大筆經費撥給5個科研機構使用——它們包括科學與工程、醫藥、農業、環境和社會科學。但後來討論科學政策時，討論很快決被“中央政策研究室（或稱‘思想庫’）報告”所支配，這個報告後來成為1972年7月的白皮書《政府研究與發展綱領》的基礎。報告的主要建議是，今後應將這筆經費撥一定比例給有關政府部門、使其能決定由它自己的機構出錢興辦專案——這就是所謂的“顧客——承包人”原則。我不反對這項原則，但是我擔心這樣做會減少科研機構直接支配的金額一除非增加科研經費的預算總額。

這一問題也許並不重要。的確，與整個科學政策相比，它確實並不重要。那只是問題的一部分。關於政府部門與科研機構之間的確切關係的爭論，與政府在科研工作中的戰略作用這個更廣泛、極端重要的問題相比，的確無關緊要。特德認為，由政府出資的研究與發展工作不應進行純科學研究，雖然他也承認，任何研究機構必然會有一部分純粹的基礎研究。我的觀點恰好相反。只是在過了若干年我當上首相以後、我才能系統地闡明我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我認為，政府應集中力量為基礎科學提供資金，而把基礎科學的運用和發展工作留給私營部門去做。但當時我已對有些政策可能使純科學研究經費匾乏深感不安。

有一次，我直接參與了支援一項耗資巨大的前沿科學研究工程，那就是參加歐洲建造特大質子加速器（也稱原子擊破器）的科研計劃，它的目的是最終揭示物質結構的奧秘。上屆工黨政府於1968年退出這個專案。作為政府初期緊縮開支計劃的一部分，我們對此也退縮不前，因為有些人認為，考慮到該專案的理論研究性質，耗資未免過大。但是我常想，要是英國在經濟嚴重困難的30年代沒有堅持核研究，英美就不可能製造出原子彈，保證二次大戰的勝利，後來又保住西歐免受斯大林的進攻。這是一次極其重要的經驗教訓。因此，1970年9月，我和科學與工程研究委員會主席布賴恩·弗勞爾斯爵士一起前往日內瓦附近的歐洲核子研究中心，去親眼看看想象中的東西並進一步瞭解這項科研專案的情況及其發展前景。回國後我深信，如果我們能保證搞好財政控制，這項由12個國家參加的科研專案是值得支援的，而且設法說服了我的同事們。

可是總的說來，我感到政府對科學的態度不夠激進，想象力很不夠。我料想許多科學家——不僅是那些專業觀點很強的人——有此同感，1973年6月26日，星期二，特德在首相府為英國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其中有我在牛津大學學習時的導師多蘿西·霍奇金——舉行晚餐招待會，我當然也參加了。由於幾方面的原因，這次招待會是一次富於啟發性的集會。特德在討論中談到了英國加入歐洲共同體的情況，他認為歷史學家將會作出結論，斷定此舉是本屆政府的最大成就。他把科學描述為某種能用來幫助英國工業進入歐洲市場的東西。有人支援這種觀點，也有人提出批評，批評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