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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開放大學，他們認為有許多教育機構比它更需優先得到政府幫助。競選宣言並沒有提出取消該大學，很多人卻希望讓它死亡。但我對被稱作“空中電波大學”的概念真心感興趣，因為我認為這是一種能使更多人廉價接受高等教育的途徑，因為我認為特別是實習教師能從中受益，因為我非常關心用技術手段給學生創造接受最良好教育的機會，尤其因為它給許多人提供了一生中第二次受教育的機會。不管怎樣，這年秋季開放大學即將招收第一批學員，停辦會造成很大經濟損失，同時使許多人的學習希望破滅。在此情況下，我同意暫時減少招生人數並開闢其它節約經費途徑，以此為條件，我的內閣同僚們允許開放大學繼續辦下去。

1970年秋，對政府開支問題討論得很多。財政部開了一張緊縮教育經費的單子——包括圖書館、博物館、學校膳食和牛奶實行收費。根據我自己在格蘭瑟姆唸書的經驗，我知道使用圖書是多麼重要。因此，我說服內閣取消圖書館收費的建議，同時勉強同意博物館和畫廊收取門票（保留每週一天免費開放）。但要求削減更多開支的壓力繼續存在，我不得不列出首先削減開支的專案單子。

我不得不承認，學校提供的膳食和牛奶是可以首先考慮的節約開支專案。有條件的家庭似乎沒有理由不為負擔學校膳費多作一些貢獻。我想，只要我能表明節省下來的一部分錢將用於建設初等學校的計劃（這是我們已經確定的優先專案），我就可以為削減學校膳費進行辯護。在教育部的預算範圍內，理應先安排教育方面的開支，後安排“福利”方面的開支，“福利”方面的開支原則上應由基思·約瑟夫的社會服務部負擔。

至於學校供應牛奶，對於從健康需要考慮供應牛奶有好處，早已存在不同看法。我在亨廷托爾路上小學的時候，我父母為我在學校裡喝牛奶每週付兩個半便士，對此毫無怨言。到1970年，已經沒有哪個家庭困難到如此程度，以致學校供應的牛奶成為維持孩子營養必不可少的食品。託尼·巴伯（伊恩·麥克勞德去世後，他於1970年7月接任財政部大臣）要我全部取消學校免費供應牛奶。但出於政治和福利方面的考慮，我比較謹慎。我設法將界線劃在：提高學校膳食的價格，同時對年滿7歲的小學生取消免費供奶。為防止招致不滿，這些溫和的改革還附加了一條規定：因醫療原因需要喝牛奶的兒童可繼續得到供應，直至進入中學為止。總之，我有效地保護了教育預算。

新聞界的反應也不錯。《每日郵報》稱我已成為“新的女中豪傑”。《每日電訊報》報道了我改造460所破舊小學的計劃。《衛報》指出，“這次對教育預算的襲擊極為輕微，學校膳食和牛奶是主要打擊物件。撒切爾夫人贏得了一場保全建設小學高額計劃的戰鬥，並使它變為改建破舊小學。”

這種情況如能維持下去。那是令人愉快的。

麻煩在於這種情況持續的時間不長。6個月後，我們提出一項法案，解除地方教育當局向學生免費供應牛奶的法律義務，並允許它們自行決定是否收取少量牛奶費。這為工黨提供了在議會制造事端的機會。

但是甚至在此以前，報界已在有關學校膳費的報道中登載一些他們發掘的材料。有一篇報道稱，有些地方教育當局將向攜帶三明治到學校當午餐的學生收費。《太陽報》的標題是“孩子攜帶三明治‘受罰’風暴”。工黨也在議會參加大合唱。我發出通知禁止此類做法。但那篇報道重新引起了公眾對學校提高膳費的關注。一夜之間，在學校就餐的學生人數成了政治上敏感的指標。我在60年代擔任政務次官時經常聽到一種議論，說按調查家庭經濟狀況結果領取補助是一種“恥辱”，這種議論現在又開始出現。有人說，家境貧困有資格享用免費午餐的孩子看到富裕的同學自己花錢付餐費會感到蒙受羞辱。我透過電視講話——這樣做大概不明智——建議為避免出現這種情況，家長不妨把餐費放在信封內讓孩子交給學校，老師把找頭放在信封內帶回家。有資格免費就餐的貧困孩子可把一些硬幣零錢放在信封內交給學校。然後由老師如數退還給他們。這一建議當然只是使問題更加棘手。

不管怎麼說，時隔不久，大規模的“牛奶喧鬧”使膳費問題的辯論相形見繼。原先讚揚我透過削減牛奶和膳費開支成功地保護了教育預算的報紙，突然改變了調門。《衛報》把教育（牛奶）法案說成是“一項懲罰性措施，永遠不該提交議會討論”。《每日郵報》要我“重新考慮”。《太陽報》則想知道：“撒切爾夫人是否通人情？”工黨年會上的一名發言者建議報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