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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挑釁，在對抗中敗在工會手下。

1978—1979年冬天出現的場面是可怕的，沒有這些場面，沒有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暴露，取得80年代的成就要困難得多。

畢竟，我們能夠等待。儘管我不能聲稱我預見到了將要發生的情況，我相信工黨的基本態度無法堅持下去。為了在限制工資問題上換取工會領導人的同意，工黨政府執行了擴大國家控制的經濟政策，減小私人企業的活動範圍，擴大工會權力。這一戰略執行到一定程度就要垮臺。工會領導人和工黨左翼將會看到，他們的權力已經得到加強，他們對限制工資增長已不感興趣。工會會員也不會響應號召，為已經明顯失敗的政策做出犧牲。社會主義政策對經濟的全盤影響將會是，英國的生產率和生活水平將愈來愈落後於它的競爭對手。超過一定程度後，這一點就再也不能矇蔽群眾，再也不能矇蔽外匯市場和外國投資者。但如果假設某種自由政治經濟制度的基本機制還在執行，那麼社會主義就要垮臺。而這正是那年冬天發生的情況。

第六節　分裂與造反

在布賴頓舉行的保守黨年會總是困難重重。參加年會的大多數人預料由於大選臨近，不會舉行年會，而且感到受騙，失去了一次勝利。民意測驗結果表明我們落後於工黨。而且，關於工黨工資政策的迅速解體的爭論，使人們把更多的注意力轉移到我們的思路上來，而我們的思路也受到解體的威脅：

舉行年會前兩週，吉姆·普賴爾在一次廣播採訪中說了不明智的話，使人聽起來好像保守黨支援政府增資5％的政策，而且他不僅表明支援一項法定收入政策；還透露他認為二個保守黨政府也將不得不制定一項這樣的政策。他說：“我認為在一定情況下這很可能發生。”在我自己的採訪講話中，我試圖把強調點拉回來，把工資、利潤、產量聯絡起來，與工資標準脫鉤。儘管我清楚地表明，我不支援福特汽車廠的工人罷工，同時我也指責政府的5％增資標準與此有關。我說法定工資標準實際上是行不通的。人們把我的話廣泛地解釋為我在要求回到自由集體談判的道路上來，我並不想否定這一解釋。

特德·希思從另一個方面參與進來。在年會的經濟辯論中他警告人們注意教條主義的危險。他說政府的5％增資政策“尚不清楚在多大程度上解體。如果解體也沒有什麼值得幸災樂禍。我們應該為我們的國家感到悲傷。”我在主席臺上觀望著他講話。傑弗裡·豪在閉幕詞中作了強有力的發言，他對特德的干預講話泰然處之。他說下一屆保守黨政府將回到“現實的”、負責的集體談判，沒有政府的干預。但那天晚上晚些時候特德在電視臺上講話，他走得更遠了。他警告說，“自由集體談判導致大規模通貨膨脹”。當問到保守黨在大選中是否支援政府的工資政策時，他回答道：“如果首相說，他將對全國講話並表明我們不能再一次容忍飛漲的通貨膨脹，不能再一次容忍各行其是，我就說我會表示同意。”

這是一個在稀薄面紗掩蓋下的威脅。在大選中我們二人的分裂將會導致巨大的損失。特德在大選中的作用問題長期以來使黨感到擔心。年初彼得·桑尼克羅夫特曾會見他並悄悄地與他討論他的計劃。漢弗萊·阿特金斯收到接近特德的議員的信說，可望特德在大選中給予幫助。已經作了安排在大選中與他的辦公室進行聯絡。他的干預講話使這一分歧天下大白。

而且，特德觀點的實質在我看來完全錯了。支援一項不可修補的政策是沒有意義的，即使過去曾經有利（除了一段短暫的時期外並非如此）。還有，儘管反對中央強制執行的工資政策意味著我們將遇到稀奇百怪的同路人，包括特別好鬥的工會分子，但反對集權和平均主義則基本上是健康的。作為保守黨人，對於那些運用敏銳的智慧和強壯的胳臂生產顧客需要的商品的人們取得優厚的報酬，我們不應嗤之以鼻。當然，當這一態度被說成是機會主義時，甚至被那些聲稱是我們一邊的人，並且伴隨著公開的分歧，如內閣成員吉姆·普賴爾和基思，約瑟夫之間的分歧，就很難進行嚴肅認真地分析了。但實際上，我的政治戰略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直接對那些傳統上不投保守黨的票，但現在想要使自己和家庭獲得更多機會的人們講話。因此，我在年會上的講話用很大篇幅直接對工會會員講話：

“你們想要提高工資，你們想要提高養老金，你們想要縮短工時，想要政府拿出更多的錢，更多的投資，更多—更多—更多。但是，這個”更多“從何而來呢？沒有更多。能夠有更多，除非我們生產更多，否則我們不會有更多。你再也不能把工資與產